三房是不是给她吓住了，没敢说出去？三爷如果漏了点风声出去——他是向来爱讲人的：“卜二奶奶靠不住”，“刘家的两个都靠不住”，亲戚里面凡是活泼点的都在可疑之列。

　　讲她又有人信些，因为她的出身。她寻死就是凭据。是不是因为这罪名太大了，影响太大，所以这话从来没人敢说？这都是她后来自己揣测的，当时好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连一年以后还不能确定，他们家也许在等着抓到个借口再发放她。老太太算是为了她上吊跟她生气。真要是吊死了成什么话？她在自己房里养息了几天，再出去伺候老太太，这话从来没提过，不过老太太从此不大要她在跟前，讲起来是二爷身体更差了，要她照应。

　　那年全家到普陀山进香，替二爷许愿，包了一只轮船，连他都去了，就剩下她一个人看家。可是调兵遣将，把南京芜湖看房子的老人都叫了回来，代替跟去的人，在宅子里园子里分班日夜巡逻，如临大敌。还怕人家不记得那年丢珠花的事？

　　她是灰了心，所以跟着二爷抽上了鸦片烟。两人也有个伴，有个消遣。他哮喘病越发越厉害，吸烟也过了明路了，他死了，她没有他做幌子，比较麻烦。女人吃烟的到底少，除了堂子里人，又不是年纪大的老太太，用鸦片烟治病。

　　男人就不同。其实他们又不是关在家里，没有别的消遣，什么事不能干，偏偏一个个都病恹恹整天躺着，对着个小油灯。大爷三爷因为老太太最恨这个，直到老太太的丧事才公然在孝幔里面摆着烟盘子，躺在地下吸，随时匍匐着还礼。

　　楼下摆满了长桌子，裁缝排排坐着，赶制孝衣孝带。原匹粗布簇新的时候略有点臭味，到处可以闻见。七七还没做完，大门口的蓝白纸花牌楼淋了雨，白花上染上一道道宝蓝色。

　　每天吊客进门，吹鼓手“吱……”一齐吹起来，弯弯扭扭尖利的鼻音，有高有低，像一把乱麻似的，并成一声狂喜的嘶吼，怪不得是红白喜事两用的音乐。她明知道迟早有这样一天，也许会来得太晚了。她每次看见有个亲戚，大家叫她大孙少奶奶的，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大孙少奶奶辈份小，已经快六十岁的人，抱孙子了，还是做媳妇，整天站班，还不敢扶着椅背站着，免得说她卖弄脚小。替婆婆传话，递递拿拿，挨了骂红着脸赔笑。银娣是还比不上她，婆婆跟前轮不到她伺候，再过两年也就要娶媳妇了，当然是个阔小姐。上头老是给她没脸，怎么管得住媳妇？等到老太太死了，分了家，儿子媳妇都不小了，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

　　其实她这时候拿到钱又怎样？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不过等得太久，太苦了，只要搬出去自己过就是享福了。可以分到多少也无从知道，这话向来谁也不便打听。就连大奶奶三奶奶每天替换着管帐，也不见得知道，——一向不要她管帐，藉口是二爷要她照应。她们也顶多偶尔听见大爷三爷说起。大爷算是能干，老太太许多事都问他。三爷常在帐房里混，多少也有点数。只有二爷这些事一窍不通。老太太一死，大奶奶把老太太房里东西全都锁了起来，等“公亲”分派。一方面三爷还在公帐上支钱。

　　本来不便马上分家，但是这一向家里闹鬼，大家都听见老太太房里咳嗽的声音，“啃啃！”第二声向上，特别提高，还有她的旱烟袋在红木炕床上磕着敲灰的声音。房门锁着，钥匙早交了出去了。晚上大爷在楼下守灵，也听见楼板上老是磕托一响，是老太太悬空坐着，每次站起来，一双木底鞋一齐落地。银娣疑心是大奶奶弄鬼，也有人疑心她自己，不过大家还是一样害怕。

　　“这房子阴气太重，”他们舅老太爷说，“本来也是的，三年里头办了两件丧事。你们还是早点搬出去，不必等过了七七，在庙里做七也是一样。”

　　今天提前请了公亲来，每房只有男人列席，女人只有她一个，总算今天出头露面了。她揿了揿发髻，她的脸不打前刘海她始终看不惯。规矩是一过三十岁就不能打前刘海。老了，她对自己说。穿孝不戴耳环，耳朵眼里塞着根茶叶蒂，怕洞眼长满了。眼皮上抹了点胭脂，像哭得红红的，衬得眼睛也更亮。一身白布衣裙，倒有种乡下女人的俏丽。楼下客都到齐了，不过她还要等请才能够下去。她牵了牵衣服，揭开盖碗站着喝茶，可以觉得一道宽阔的热流笔直喝下去，流得奇慢，浑身冰冷，一颗心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

　　“大爷请二奶奶下去，”老郑进来说。

　　大厅里三张红木桌子拼成一张长桌子，大家围着坐着，只向她点点头，半欠了欠身，只有三爷与帐房先生站起来招呼了她一声。他们留了个位子给她，与大爷三爷老朱先生同坐在下首，老朱先生面前红签蓝布面帐簿堆得高高的。满房间的湖色官纱熟罗长衫，泥金洒金扇面，只有他们家三个是臃肿不合身的孝服，那粗布又不甚白，三个有了些日子的雪人，沾着泥与草屑，坐在一起都有点窘意，三个大号孤儿。三爷自从民国剪辫子，剪了头发留得长长的，像女学生一样，右耳朵底下两寸长，倒正像哀毁逾恒，顾不得理发。她这些年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他瘦多了，嘴部突出来，比较有男子气。老太太临死又找不到他，派人在堂子里大找。

　　九老太爷开口先解释为什么下葬前应当把这件事办了。

　　他行九是大排行，老太爷从前只有他这一个兄弟，跟着哥哥，官也做得不小，也像在座的许多遗老，还留着辫子，折中地盘在瓜皮帽底下，免得引人注目。他生得瘦小，一张白净的孩儿面，没有一点胡子茬子，真看不出是五十多岁的人，偏着身子坐在太师椅上，就像是过年节小辈来磕头，他不得已，坐在那里“受头”的一副神气。

　　老朱先生报帐，喃喃念着几亩几分几厘，几户存折，几箱银器，几箱瓷器，念得飞快，简直叫人跟不上。他每次停下来和上边说话，一定先把玳瑁边眼镜先摘下来。戴眼镜是倚老卖老，没有敬意。现在读到三爷历年支的款子，除了那两次老太太拿出钱来替他还债不算，原来他支的钱算他借公帐上的，银娣本来连这一点都不确定。看他若无其事，显然早已预先知道，拿起茶碗来喝了一口，从下嘴唇上摘掉一片茶叶。今天是他总算帐的日子，他这些年都像是跟它赛跑一样，来不及地花钱。现在这一天到底来了，一座山似的当前挡着路。她也在这里，对面坐着。两个人白布衣服相映着，有一种惨淡的光照在脸上，她不由得想起戏上白盔白甲，阵前相见。她竭力捺下脸上的微笑，但是她知道他不是不觉得。他们难道什么都不给她留下？不会吧？老太太在的时候不见得知道？也难说。越到后来，她有许多事都宁可不知道，也许谁也不晓得到时候是个什么情形。照理当然不能都给他拿去还债——他外面欠了那么许多。不过大爷想必还是很费了番手脚。他自己当然不便说这话，长辈也都不肯叫人家儿子一文无着。

　　他还剩下四千多块，折田地给他。

　　“田地是中兴的基本，万一有个什么，也有个退步。”九老太爷说。

　　芜湖最好的田归他。她的在北边。他母亲的首饰照样分给他做纪念，连金条金叶子都算在内。

　　股票费事，二房没有男人，少拿点股票，多分点房地产，省心。

　　帐房读得告一段落，后来才知道是完了。渐渐有人低声谈笑两句，抹鼻烟打喷嚏，抖开扇子。

　　她是硬着头皮开口的，喉咙也僵硬得不像自己。

　　“九老太爷，那我们太吃亏了。”

　　突然宁静下来，女人的声音更显得又尖又薄，扁平得像剃刀。

　　“现在这种年头，年年打仗，北边的田收租难，房子也要在上海才值钱。是九老太爷说的。二房没有男人。孩子又还小，将来的日子长着呢，孤儿寡妇，叫我们怎么过？”

　　骇异的寂静简直刺耳，滋滋响着，像一支唱片唱完了还在磨下去。所有的眼睛都掉过去不望着她。

　　九老太爷略咳了声嗽。“二奶奶这话，时世不好是真的。

　　现在时世不同了，当然你们现在不能像老太太在世的时候。现在这时候谁不想省着点？

　　你还好，家里人少，人家儿女多的也一样过，没办法。你们三房是不用说，更为难了。今天的事并不是我做的主，是大家公定的，也还费了点斟酌。亲兄弟明算帐，不过我们家向来适可而止，到底是自己骨肉，一支笔写不出两个姚字来。子耘你觉得怎么样？你是他们的舅舅，你说的话有份量。“

　　舅老太爷连连哈着腰笑着。“今天有九老太爷在这儿，当然还是要九老太爷操心，我到底是外人。”

　　“你是至亲，他们自己母亲的同胞兄弟。”

　　“到底差一层，差一层。今天当着姚家这些长辈，没有我说话的份。”

　　“景怀你说怎么样？别让我一个人说话，欺负孤儿寡妇，我担当不起。”

　　她红了脸，眼泪汪汪起来。“九老太爷这话我担当不起。

　　我是实在急得没办法，不要得罪了长辈。一个寡妇守着两个死钱，往后只有出没有进。

　　不是我吃不了苦，可怜二爷才留下这点骨血，不能耽误了他，请先生，定亲娶亲，一桩桩大事都还没有办。我要是对不起他，我死了怎么见二爷？“

　　“二奶奶你非说不够，叫我怎么着？”他嚷了起来。“真不够又怎么？就这么点，你多拿叫谁少拿？”

　　她哭了：“我哪敢说什么，只求九老太爷说句公道话。老太太没有了，只好求九老太爷替我们做主。老太太当初给二房娶亲，好叫二房也有个后代，难道叫他过不了日子，替家里丢人？叫我对他奶奶对他爹怎么交代？”

　　“我不管了。”他个子不大，身段倒机灵，一脚赐翻了镶大理石红木椅子，走了出去。

　　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大爷三爷向空中望着。然后不约而同都站了起来，纷纷跟了出去劝九老太爷，就剩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哭。

　　“我的夫呀，亲人呀，你好狠心呀，丢下我们无依无靠。”

　　她哭得拍手拍膝盖。“你可怜一辈子没过一天好日子，前世作的什么孽，还没受够罪。

　　你就这一个儿子也给人家作践。你欠的什么债，到现在都还不清，我的亲人哪！“

　　只有老朱先生不好意思走，一来他的帐簿都还在这儿。

　　“二奶奶，二奶奶。”他站在旁边低声叹息着。

　　“我要到老太太灵前去讲清楚，老太太阴魂还没去远呢，我跟了去。小和尚呢？叫他来，我带他去给老太太磕头。他爸爸就留下这点种子，我站在旁边眼看着人家把他踩下去，我去告诉老太太是我对不起姚家祖宗，我在灵前一头碰死了，跟了老太太去。”

　　“二奶奶，”他哀求着，又不敢动，又不好叫女佣来伺候，或是叫人倒杯茶来，都仿佛是不拿她当回事。急得他满头大汗，围着她团团转，摘下瓜皮帽来扇汗，又替她扇。“二奶奶，”

　　他低声叫，“二奶奶。”

　　九

　　“挨到下了葬，还是照本来那样分。”搬了家她哥哥嫂嫂第一次来，她轻声讲给他们听，像舞台上的耳语，嘘溜溜射出去，连后排都听得清清楚楚。虽然现在不怕被人听见了，她也像一切过惯大家庭生活的人，一辈子再也改不过来，永远鬼鬼祟祟，欠身向前嘁嘁促促。

　　“九老太爷不来，还有人说叫我替他递碗茶。我问这话是谁说的，这才不听见说了。我不管，逢人就告诉。我们是分少了嘛！只要看他们搬的地方，大太太姨太太一人一个花园洋房，整套的新家具，铜床。连三爷算是没分到什么，照样两个小公馆。”

　　“姑奶奶这房子好。”她嫂嫂说。

　　“我这房子便宜。”

　　她也是老式洋房，不过是个弄堂，光线欠佳，星洞洞的大房间。里外墙壁都是灰白色水泥壳子，户外的墙比较灰，里面比较白。没有浴室，但是楼下的白漆拉门是从前有一个时期最时行的，外国人在东方的热带式建筑。她好容易自己有了个家，也并不怎样布置，不光是为了省钱，也是不愿意露出她自己喜欢什么，怕人家笑暴发户。“这些人别的不会，就会笑人。”她常这样说他们姚家的亲戚。

　　就连现在分到的东西，除了用惯的也不拿出来，免得像是拣了点小便宜，还得意得很。

　　她原有的红木家具现在搁在楼下，自己房里空空落落的。那张红木大床太老古董，怕人笑话，收了起来，虽然不学别人买铜床，宁可用一张四柱旧铁床。凑上一张八仙桌，几只椅凳，在四十支光的电灯下，一切都灰扑扑的。来了客大家坐得老远，灯下相视，脸上都一股子黑气，看不大清楚，倒像是劫后聚首一堂，有点悲喜交集，说不出来的滋味，她自己坐在烟铺上，这是唯一新添的东西。老太太在日，家里没有这样东西，所以尽管简单，仍旧非常触目，榻床上铺着薄薄一层白布褥子，光秃秃一片白，像没铺床，更有外逃难的感觉。

　　“这儿好，地方也大。”炳发老婆说。“等姑奶奶娶了媳妇，多添几个孙子，也是要这点地方。”

　　“那还有些时呢。”

　　“今年十七了吧？跟我们阿珠同年。”

　　表兄妹并提，那意思她有什么听不出的。“现在不兴早定亲，她堂兄弟廿几岁都还没有。”一提起姚家的弟兄，立刻他们中间隔了道鸿沟。

　　“男孩子好在年纪大点不要紧，”她嫂子喃喃地说。“到时候姑奶奶可要打听仔细了，顶好大家都知道的，姑奶奶也有个伴。”

　　“那当然，我自己上媒人的当还不够？”

　　“就是这话罗，”她嫂子轻声说。“最难得是彼此都知道，那就放心了。”

　　阿珠牵着小妹妹进来。他们今天只带了几个小的来。她儿子在隔壁教那小男孩下棋。

　　“不看下棋了？”炳发老婆问。

　　“看不懂。”阿珠笑着说。

　　“这丫头笨。”她母亲说。“还是妹妹聪明。”

　　“来，来给姑妈捶背。”银娣叫那小女孩子。“来来来，”她拉着她摸了摸她颈项背后。“嗳哟，鲇鱼似的。”

　　“洗了澡来的嘛。”她母亲说。“又皮出一身汗。”

　　那孩子怕痒，一扭，满头的小辫子在银娣身上刷过，痒咝咝的。她突然痉挛地抱着那孩子吻她。

　　“这些孩子里就只有她像姑妈，不怪姑妈疼她。”她母亲说。“你给姑妈做女儿好不好？不带你回去了，嗯？姑妈没有女儿，你跟姑妈好不好？”

　　“吃糖，姐姐拿糖来我们吃。”银娣说。阿珠把桌上的高脚玻璃盘子送过来，她抓了把递给那孩子。“拿点到隔壁去给弟弟，去去去！”她在那孩子屁股上拍了一下。

　　孩子走了，她躺下来装烟。房间里的视线集中点自然是她的脚，现在裤子兴肥短，她虽然守旧，也露出纤削的脚踝。

　　穿孝，灰布鞋，白线袜，鞋尖塞着棉花装半大脚，不过她不像有些人装得那么长。从前裹脚，说她脚样好，现在一双脚也还是伶伶俐俐的。她吃上了烟这些年，这还是第一次当着她哥哥躺下来抽烟。炳发有点不安，尤其是自己妹妹。没有人比老式生意人更老实。他老婆和女儿轻声谈笑了几句，又静默下来。

　　“几点了？”他说。“我们早点回去，晚了叫不到车。”

　　“嗳，一听见城里都不肯去。”他老婆说。

　　“现在城里冷清，对过的汤团店也关门了，一年就做个正月生意。”

　　“对过的店都开不长。”显然他们夫妇俩常用这话安慰自己。

　　“对过哪有汤团店？”银娣说。

　　“喏，就是从前的药店。”她嫂子说。

　　“药店关门了？”

　　“关了好几年了，姑奶奶好久没回来了。”

　　“现在这生意没做头，我们那爿店有人要我也盘了它。”

　　“其实早该盘掉的，讲起来姑奶奶面子上也不好看。”

　　到现在这时候还来放这马后炮，真叫她又好气又好笑。

　　“现在这时世真不在乎了。”她说，“能混得过去就算好的了。”

　　“现在是做批发赚钱。”他先已经提过有个朋友肯带携他入股，就缺两个本钱，她没接这个碴。

　　“药店关门，那小刘呢？”

　　“嗳，”炳发老婆说，“那天我看见二舅妈还问，小刘先生在哪里做生意，他娘还在吧？好笑，还叫他小刘先生，他也不小了。”

　　“属蛇的，”银娣说。

　　炳发吃了一惊，当然是因为从前提过亲，所以知道他的岁数。但是她躺在那里微笑着，在烟灯的光里眼睛半开半闭，远远地向他们平视着。

　　“那木匠还在那儿？”

　　“哪个木匠？”炳发低声问他老婆。

　　“还有哪个？那天晚上来闹的那个。”银娣说。

　　她哥哥嫂嫂都微窘地笑了。他们都记得那人拉着她手不放，被她用油灯烧了手。

　　“谁？谁？”她侄女儿追问母亲，母亲不予理睬。

　　“那家伙，吃饱了老酒发酒疯。”炳发说。

　　“什么发酒疯，一向那样。”银娣说，“不过不吃酒没那么大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