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回闹工潮连发惨案借刺廖汪蒋抢权（下）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被封锁的湘江成了名副其实的“死港”、“臭港”；大批工厂倒闭，商店关门，百业萧条，物价飞涨，交通航运彻底瘫痪；港英政府财政收入萎缩，赤字增加，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

　　与南方革命风暴遥相呼应的是，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掀起了滔天巨浪。原来，自直奉大战后，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掌握了北京政府。他们对内破坏国民会议运动，压迫冯玉祥的国民军，封闭工会，压制民众；对外则屈从于帝国主义，公然召集由各列强参加并把持的关税特别会议，对抗广大人民的关税自主要求。其倒行逆施，已完全堕落为国民革命的敌人。从而引起了北方人民“反奉倒段”的斗争。

　　1925年11月28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组织和发动下，北京城里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北京各学校，工厂纷纷组建了敢死队、保卫队，带领群众五万多人在神武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次日，成千上万的群众又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声讨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同时，天津、唐山、郑州等地工人和农民也行动起来，成立总工会，组织农民协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奉倒段运动。

　　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反动势力进行了猖狂的反扑。1926年1月，受英、日、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直、奉军阀重新勾结起来，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配合下，以“讨赤”为名，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3月12日，日本军舰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国民军鸣空炮以示警告。事后，日本驻华使节反诬中国军队挑衅，纠集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时，各列强调集大批军舰云集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张作霖、阎锡山又出动部队两面夹击，冯玉祥部连战连败，逐步撤出京津地区。

　　帝国主义的公开挑衅激怒了北京人民。3月17日，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发起，中共北方区委联络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十余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于次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并举行游行请愿；会议推选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主席徐谦、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以及于右任、丁惟汾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徐谦为主席。

　　3月18日，在国共两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各界五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前，徐谦主持国民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大会主席团成员黄昌谷宣读了《驳复八国通牒宣言》。会后，组织了二千人参加的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直奔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以及国民党北方组织负责人丁惟汾、王乐平等参加了游行。当游行请愿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时，段祺瑞调集大批军警、卫队封闭了交通要道，用机关枪、步枪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猛烈扫射，仅仅半小时，打死五十余人，打伤二百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惨案中牺牲，李大钊、陈乔年在指挥群众撤退时负伤。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等领导人。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方领导机关被迫迁至苏联大使馆西院内，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反帝爱国风云涌，热血飞扬山河红。革命屡次受挫折，卖国政府最可憎。

　　再说国民党内原本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各派系明争暗斗，更加尖锐；致使广州政局扑朔迷离，暗藏杀机。自孙中山逝世后，原受孙中山震慑的右派分子日益嚣张，肆无忌惮地加紧活动。邹鲁、谢持、邓泽如、胡毅生等人多次在胡汉民家聚会，集中攻击左派领袖廖仲恺，密谋制造暗杀事件。

　　廖仲恺，原名恩煦，广东惠阳人。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全力襄助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国共合作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务，为建立军校、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殚精竭虑、贡献卓越。他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热情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同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从而引起了右派分子的切齿仇恨，多次密谋，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一日，汪精卫得知右派图谋不轨的消息，当面提醒廖仲恺注意安全。廖仲恺坦然一笑，回答道：“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不放松。”汪精卫建议道：“应加强警卫，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防不测。”廖仲恺慨然道：“值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完成总理未竟大业，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前进，乃吾之夙愿。倘若为党为国而牺牲，亦是革命家之职分，何所顾忌！”廖仲恺临危不惧，依然每日坚持工作，毫不妥协的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8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数名暴徒公然开枪，将廖仲恺刺杀于光天化日之下。

　　刺廖血案，震惊朝野。当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刺廖血案；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接着，国民政府又设立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并指派陈公博、周恩来、吴铁城等九人为廖案检察委员会，负责检察事宜。

　　凶手很快被擒获，然审讯之结果却让检察官们大吃一惊。凶手供认，其行凶是受朱卓文之贿买，幕后策划者有魏邦平、梁鸿凯、林直勉、胡毅生等。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堂弟，有的是许崇智属下的军官。胡汉民、许崇智成为“刺廖案”的重要嫌疑人物。于是，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执行特别使命的任务，便落在党军和黄埔军的身上，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党军司令、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也就成为廖案特委会的实际领导者。蒋介石大权在握，当即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命令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督率所部分区警戒，并派出一部赶赴观音山驻防，严密监视许崇智及其粤军之行动。

　　然而，特委会在“缉拿嫌犯，惩办凶手”的问题上却严重分歧，连日争议不决。苏联顾问鲍罗廷根据案情，提出了立即逮捕胡汉民等人的建议。蒋介石、许崇智则认为证据不足，坚决反对；会议否决了鲍罗廷的建议。此时，会场外各种势力活动频繁，暗流涌动。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凯公然叫嚣：“朱卓文因反共产而刺杀廖仲恺，即使挺身而出亦无大罪。”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则秘密聚会，商议对策。胡汉民装聋作哑，四处活动，为其堂弟胡毅生说情。

　　会议开了四天，依然争持不下。汪精卫为了借机驱逐胡汉民，以达到大权独揽之目的，终于忍耐不住，公开摊派，直言指责道：“胡毅生、胡汉民是反革命分子的急先锋。胡汉民必须对廖案负政治责任。”蒋介石之意不在辑凶，而想乘机打倒许崇智，夺取最高军权，故而反复强调：“当务之急，在于剪除谋叛军队，追查其幕后主使。”汪、蒋各有图谋，彼此心照不宣。会后，二人连夜在私寓密谋，达成“驱胡倒许”之默契。

　　次日，蒋介石调动党军和黄埔军紧急行动，包围粤军第一军军部，实施抓捕。其时，胡毅生、朱卓文早已闻风逃往湘江；只有林直勉、梁鸿凯、梁士锋、杨锦龙等人被捕。胡汉民因知情不报，也被蒋介石押解黄埔军校，予以软禁。梁鸿凯、梁士锋、杨锦龙在城中的部队被全部缴械、收编。数日后，特委会做出“胡汉民出洋考察”的决定，随即由国民政府给予“俄使名义”，从黄埔港遣送出国。

　　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倒许。9月18日，汪精卫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发布命令，借口“梁鸿凯串通粤军将领，谋反国民革命政府，罪在不赦。着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理广东局势。”蒋介石抓住机会，给许崇智以致命一击。他将审理廖案中掌握的材料公之于众：把许崇智勾结右派刺廖、把持财政、侵吞公款、克扣军饷的证据四处传播，以分化粤军；同时，用重金收买了许崇智手下的数名师长，彻底孤立了许崇智。次日，蒋介石命令黄埔军全体出动，解决“反革命各军”。黄埔军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包围粤军司令部，将许崇智一举抓获。许崇智的嫡系郑润奇师、龙莫雄旅被缴械、收编。黄埔军全面接管了原粤军的防务。入夜，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对许崇智撤销一切职务，勒令其离开广东”的决定。蒋介石雷厉风行，连夜派人将许崇智押送上船，逐出广州。

　　借处理“刺廖案”，汪精卫、蒋介石配合默契，收获良多。之前，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曾被孙中山誉为党国“三杰”；至此，只剩下汪精卫一人独揽大权。而蒋介石则乘机赶走许崇智，夺取了东征军总指挥一职，为其爬上“军界领袖”宝座扫除了一大障碍。于是乎，汪、蒋联手，初步形成了一文一武，掌控国民革命政府的格局。这才是：先烈尸骨未寒，汪蒋急忙抢权。一石击中二鸟，不知谁苦谁甜？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