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1
又是新的一天。埃德温・布尔默爵士在进行交叉询问。他现在一点也不温和了。他严厉地说:
“关于这个我们一再提起的药箱,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是整晚都放在h庄园的门厅吗?”
霍普金斯护士表示同意:“是的。”
“这可太不小心了,不是吗?”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红了。“是的,我想是这样。”
“你习惯把这些危险的药物随便乱放,让什么人都能拿到吗?”
“不,当然不是。”
“噢!不是?但你那天碰巧忘了是吗?”
“是的。”
“事实是不是如此,只要愿意,房子里的任何人都能够拿到那个吗啡?”
“大概是的。”
“不要猜测。是还是不是?”
“嗯,是的。”
“不是只有卡莱尔小姐能够拿到它吧?任何仆人都可以,对吧?或者洛德医生?或者罗德里克・韦尔曼?或奥布莱恩护士?或者玛丽・杰拉德自己?”
“大概是,是的。”
“就是如此,是不是?”
“是的。”
“有谁知道你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
“没有。”
“所以,事实上,卡莱尔小姐不可能知道那里有吗啡,是吗?”
“她也许已经看过了。”
“这不大可能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肯定不知道。”
“有人可能比卡莱尔小姐更清楚吗啡在哪里。比如说,洛德医生。他应该知道。你使用吗啡是根据他的医嘱,是不是?”
“当然。”
“玛丽・杰拉德也知道你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不,她不知道。”
“她经常去你的小屋,不是吗?”
“不是很经常。”
“我提醒你,她去得很频繁。而且她比大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猜到你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同意。”
埃德温爵士暂停了一分钟。“你在第二天早上告诉奥布莱恩护士吗啡不见了吗?”
“是的。”
“我提醒你,你实际上说的是,‘我把吗啡忘在家里 了。我得回去拿。’”
“不,我没有这样说。”
“你没说吗啡落在你的小屋的壁炉架上了吗?”
“嗯,因为我找不到它,所以我以为一定是忘在家里了。”
“其实,你并不真的知道你把它放哪儿了!”
“不,我知道的。我把它放在药箱里了。”
“那你为什么在六月二十九日早上说你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那我得说,你是个很粗心的女人。”
“这不是真的。”
“你有时陈述得相当不准确,不是吗?”
“不,不是的。我对自己说的话很谨慎。”
“你有没有说过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玛丽・杰拉德去世的那天你被玫瑰的刺刺到了?”
“我不明白那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法官说:“这和案子有关吗,埃德温爵士?”
“是的,大人,这是辩护的重要部分,我打算传唤证人,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他继续问。“你还是坚持在七月二十七日,一棵玫瑰树上的刺刺伤了你的手腕吗?”
“是的,我坚持。”霍普金斯护士挑衅地看着律师。
“什么时候刺到的呢?”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就在离开门房到大房子里去的时候。”
埃德温爵士怀疑地说:“那株玫瑰是什么样的?”
“攀爬在门房外的花架上,开着粉红色的花朵。”
“你确定?”
“我相当确定。”
埃德温爵士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坚持说六月二十八日你到h庄园来的时候,吗啡是在药箱里的?”
“是的。我随身带着它。”
“假定此刻奥布莱恩护士来到证人席,发誓说你说过你可能把它留在家里了,你要怎么说呢?”
“它在我的药箱里。我十分肯定。”
埃德温爵士叹了口气。“吗啡不见了,你不觉得不安吗?”
“不,我没有不安。”
“是吗,尽管大剂量的危险药物不见了,你竟然还是很放心?”
“我当时没想到是被人拿走了。”
“我懂了。你只是不记得你到底把它放哪儿了?”
“不是。我把它放药箱里了。”
“二十片半格令的药片,也就是说十格令的吗啡。足以杀死好几个人了,不是吗?”
“是的。”
“但是,你没有感到不安,甚至没有正式上报吗啡丢失一事?”
“我认为没问题的。”
“我请你考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么吗啡不见了,你应该正式报失。”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很红,她说:“嗯,我没有那么做。”
“这肯定是你的严重疏忽。看来你并不怎么负责任。你有没有经常把这些危险药品放错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询问持续了好几分钟。霍普金斯护士心慌意乱,面红耳赤,自相矛盾,轻易地溃败于埃德温爵士的老辣技巧。
“七月六日,也就是星期四,死者玛丽・杰拉德是否立了一份遗嘱?”
“是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就做了。”
“你确定那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对未来没有把握才立的遗嘱吗?”
“胡说。”
“然而,这表明死亡的念头是曾出现在她脑海里,她考虑过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她只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是这份遗嘱吗?署名是玛丽・杰拉德,由糕点店的店员艾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为证人,把她去世后所有的一切都留给玛丽・莱利,也就是伊丽莎・莱利的妹妹,对吗?”
“没错。”
遗嘱交给陪审团。
“据你所知,玛丽・杰拉德有什么财产吗?”
“当时没有,她没有财产。”
“但她不久后就会有?”
“是的。”
“是不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两千镑,卡莱尔小姐赠予玛丽的。”
“是的。”
“有没有什么强制的要求让卡莱尔小姐这样做呢?还是完全是她的慷慨举动?”
“她是自愿这么做,是的。”
“但是,如果说她像大家说的那样憎恨玛丽・杰拉德的话,她就不会心甘情愿地送给她一大笔钱吧。”
“这是有可能的。”
“你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是吗?那么,你有没有听说关于玛丽・杰拉德和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的任何闲话?”
“他喜欢上了她。”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就是知道而已,没有别的。”
“哦?你‘就是知道而已。’恐怕这对陪审团来说不是很有说服力。你是否曾经说过,玛丽拒绝过他,因为他和埃莉诺小姐有婚约在身,后来在伦敦又同样拒绝过他一次?”
“这是她告诉我的。”
再次轮到塞缪尔・阿坦伯利爵士发问:“当玛丽・杰拉德和你一起讨论遗嘱的措辞时,被告是不是从窗外向里看?”
“是的,她是那么做了。”
“她说了什么?”
“她说,‘这么说,你在立遗嘱,玛丽。这可真有趣。’她笑了起来。笑个不停。依我看,”证人恶狠狠地说,“就在那一刻,她心里动了念头。除掉那个姑娘的念头!就在那一刻她起了杀心。”
法官严厉地说道:“请只针对询问的问题进行回答。后面的说法将在记录中删除。”
埃莉诺心想,多么奇怪。当有人说出真话时,他们却要删除。
她想歇斯底里地大笑一场。
2
奥布莱恩护士在证人席上。
“六月二十九日早上,霍普金斯护士有没有告诉你一件事?”
“是的。她说她的药箱里有一支装着盐酸吗啡的管子不见了。”
“你做了什么?”
“我帮她去找了。”
“但是你找不到?”
“是的。”
“据你所知,药箱整夜都放在门厅吗?”
“是的。”
“韦尔曼先生和被告两人在韦尔曼夫人去世的时候,都在大房子里吗,也就是在六月二十八到二十九日?”
“是的。”
“你能告诉我们,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韦尔曼夫人去世后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吗?”
“我碰巧看见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与玛丽・杰拉德在一起。他告诉她说他爱她,还试图亲吻她。”
“他当时和被告还有婚约吧?”
“是的。”
“之后发生了什么?”
“玛丽告诉他,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他已经和埃莉诺小姐订婚了!”
“依你看来,被告对玛丽・杰拉德是什么感觉?”
“她恨她。她看着玛丽的神情好像要毁了她。”
埃德温爵士跳了起来。
埃莉诺想,他们为什么争吵呢?这有什么关系?
埃德温・布尔默爵士进行交叉询问:“霍普金斯护士是不是说过,她认为她把吗啡忘在家里了?”
“嗯,你瞧,是这样的。毕竟――”
“请回答我的问题。她是不是说过,她可能把吗啡忘在家里了?”
“是的。”
“当时她并没有真的为这事担心吧?”
“是的,她没有。”
“因为她认为她把吗啡落在家里了。所以很自然,她并没有感到不安。”
“她想不到有人会拿走它。”
“没错。直到玛丽・杰拉德因吗啡中毒而死,她的想象力才发挥作用。”
法官打断了他:“我认为,埃德温爵士,你已经在前一位证人的问话中表达过这一观点了。”
“遵命,阁下。
“那么,说到被告对玛丽・杰拉德的态度,她们两人有没有吵过架?”
“没有吵过架,没有。”
“卡莱尔小姐对那个姑娘一直是和颜悦色的吗?”
“是的。 但她看她的神情不对。”
“是,是,是。不过我们不能依赖这种想象。我想,你是爱尔兰人?”
“是的。”
“而爱尔兰人想象力向来丰富,是不是?”
奥布莱恩护士激动地大叫起来:“我告诉你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3
杂货商艾伯特先生站在证人席上。他感到慌张,没有自信(不过,稍微有点激动,觉得自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证词很短。被告那天买了两罐鱼糜。
被告曾说:“经常有鱼糜引起的食物中毒。”她看上去有些激动和古怪。
没有交叉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