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制

　　晋、南北朝之官制，盖承汉、魏而渐变。汉初官制，皆沿自秦，秦则沿自列国之世，不尽宜于统一之局，其后乃随事势而迁移，此自西京至南朝之末皆然。拓跋氏起北方，其为部族时之规制，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佛狸以降，模仿中国，稍有建置，实亦非驴非马。王肃北走，孝文用之，以定众职，则几与南朝无异矣。北齐因之。后周大祖，以为汉、魏官繁，思法周礼。大统中，命苏绰掌其事。未成而绰卒，卢辩继之。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于魏恭帝三年行之。其后世有损益。此实不切于时务，故至宣帝嗣位，而内外众职，又用秦、汉以来之制焉。（见《周书·文帝纪》魏恭帝三年及《卢辩传》。《辩传》云：先是已置六卿官，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年毕，乃命行之。又《崔猷传》言：猷与卢辩创修六官。薛寘、裴政，亦尝参与其事，皆见本传。《武帝纪》：保定元年，正月，己巳，祠大庙，班大祖所述六官，盖至是而其制始大成也。）

　　相国、丞相，自魏、晋以来，已非复寻常人臣之职。（汉献帝建武十三年，置丞相，以魏武帝为之。文帝代汉，其官遂废。此后为之者，如晋之赵王伦、梁王肜成都王颖、元帝、南阳王保、王敦、王导，宋南郡王义宣等，皆非寻常人臣。其为相国如晋景帝、宋武帝、齐高祖等，则篡夺之阶而已，齐世相国，与大宰、大保、大将军并为赠官。陈丞相、大传、大司马，亦为赠官。）晋取《周官》之说，置大宰、（以景帝讳，改大师为大宰。）大傅、大保，而汉世三公之官仍存。（大尉、司徒、司空。）其大司马、大将军，汉世与大尉不并置者，（汉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大尉如故，非恒典。）至魏亦各自为官。晋武帝即位之初，尝八公同时并置。而开府、仪同三司，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宋世又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谓之四安，平东、平南、平西、平北，谓之四平。）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皆得置官属，此实多费无谓，故自隋、唐以降，遂专以无官属之三师为荣宠也。后魏放南朝之制，亦有三师、（大师、大傅、大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大尉、司徒、司空。）特进、仪同、开府、左、右光禄、金紫、银青光禄及诸将军之号，以褒赏勋庸，而北齐因之。孝庄初，拜尒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将军，而以元天穆为大宰，此亦非寻常人臣之职矣。北齐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然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同为宰相，皆兼侍中，则实权初不在是也。后周初置大冢宰。后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又以隋文帝为大丞相，而罢左、右丞相焉。

　　治理之权，实归台阁。尚书有令、仆。令职无不总，仆射副令，（置二则为左、右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又与尚书分统诸曹。（汉世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坐。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咸宁二年，省驾部。四年，又置。大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宋高祖初增都官曹。其起部尚书，营宗庙宫室则置，事毕则省。）又有左、右丞，佐令、仆知省事。郎主作文书，分曹数十。（魏世凡二十三，后为二十五。晋武帝时三十四，后为三十五。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江左初十七，后十八，最后十五。宋初十九，后二十。梁二十二。）下有都令史、令史等，分曹如尚书。正始以降，俗尚玄虚，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之手焉。（姚察说。）录则尚书权重者为之，不恒置也。尚书为庶政总汇，然自魏、晋以后，又不敌中书、门下之亲。中书者，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丞，以典尚书奏事。文帝代汉，改为中书。置监、令，以刘放、孙资为之。其后遂移魏祚，事已见《秦汉史》。晋因之，各置一人。魏文帝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晋初又置舍人及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宋初又置，而侍郎之任，遂寖轻焉。（见第十章第四节。）魏文之置中书令，秘书改令为监，以掌艺文图籍。明帝大和中，置著作郎，隶中书省。晋武帝并秘书于中书，而著作之局不废。惠帝复置秘书监，著作改隶焉。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有佐著作郎八人。侍中之与机要，自宋文帝时始。侍中世呼为门下；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众事，世呼为小门下；遂以门下名其省。散骑常侍者，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东京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是为散骑常侍。魏末又有在员外者，曰员外散骑常侍。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常侍。魏初又置散骑侍郎。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侍郎。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给事中，西汉置，掌顾问应对。东汉省。魏世复置。奉朝请，本不为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东晋罢奉车、骑二都尉，惟留驸马，诸尚主者为之，后遂沿为故事。自散骑常侍以下，宋别为集书省，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齐谓之直书省，而散骑常侍、员外、通直称东省官，其二卫、四军、四校、称西省官焉。魏、齐有中书、门下、集书、秘书诸省，设官略与南朝同。魏门下之官尤重，世呼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见《魏书·王慧龙传》。）

　　尚书行台之制，起自魏末，晋文帝讨诸葛诞，散骑常侍裴秀、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等以行台从。晋永嘉四年，东海王越率众许昌，亦以行台自随。后魏、北齐亦有之。《隋书·百官志》云：“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其文未详。”行台兼统人事，自辛术始，见《北齐书》本传。留台之名，起自晋惠帝西迁时。置于洛阳，以总留事。

　　总众职者丞相，居列职者，则九卿一类之官也。自丞相之权，移于三省，而九卿亦寖失其职矣。魏世裴秀议改官制，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见《晋书》本传。）晋初刘颂上疏，言：“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荀勖议省官，亦谓九寺可并于尚书。皆可见九卿寖失其职：故其官亦时有省并。晋世，大常、光禄勋、（晋哀帝兴宁元年，并司徒，孝武帝宁康元年复置。）尉卫、（渡江省，宋孝建元年复置。）大仆、（渡江后或省或置，宋以来，郊祀权置执辔，事毕即省。）廷尉、大鸿胪，（江左有事权置，无事则省。）宗正、（晋哀帝省，并大常。）大司农、（晋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复置。）少府、（晋哀帝省，并丹阳尹。孝武复置。）将作大匠、（晋以来有事者置，无事则省。）大后三卿、（卫尉、少府、大仆，随大后宫为名，无大后则阙。）大长秋，（有后则置，无后则省。）并为列卿。宋、齐同。梁于诸名之下，皆加卿字。以大常、宗正、大司农为春卿，大府、少府、大仆为夏卿，卫尉、廷尉、大匠（即将作大匠。）为秋卿，光禄、（即光禄勋。）鸿胪、（即大鸿胪。）大舟（都水使者，汉水衡之职。汉又有都水长、丞。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以河堤谒者为都水官属。江左省河堤谒者，都水置谒者六人。梁初称都水台，后改。）为冬卿，北朝亦以大常、光禄、卫尉、宗正、大仆、廷尉、（齐曰大理。）鸿胪、司农、少府（齐曰大府。）为九卿，称为九寺。又有国子、长秋、将作三寺。又有昭玄寺，以掌诸佛教，亦有都水台之官。

　　自汉改御史大夫为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台主，东京以后皆因之。其属官：有治书侍御史，汉宣帝所置也。（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魏又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而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晋惟置治书侍御史，与侍御史分掌诸曹。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晋遂置殿中侍御史，历代沿之。魏、晋《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晋孝武大元中有检校御史，则其后无闻焉。符节御史，秦符玺令之职，汉因之，至魏别为一台。晋武帝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梁、陈惟有符节令史而已。谒者，亦秦官，汉、魏因之，魏又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统谒者十人。晋武帝省仆射，以谒者并兰台。（汉世属光禄勋。）江左复置仆射。后又省。宋大明中又置。魏、齐御史台，设官略同南朝，而谒者别为一台。

　　魏武帝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奂为领军。建安十二年，改为中领军、中护军。文帝置领军将军，主五校、（即汉世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中垒、武卫三营。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不隶。）晋武帝省领军，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晋文帝为相国，相府置中卫军，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前、后、左、右、（魏明帝时有左军将军，右及前、后，皆晋武帝置。）骁骑（骁骑、游击皆魏置，为内军。晋世以领、护、二卫、骁骑、游击为六军。）七军，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置北军中候。怀帝改曰中领军。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改领军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明帝大宁二年，复置护军。成帝世，领军又为北军中候。寻亦复焉。魏、晋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领营，但总统二卫、骁骑、游击诸营而已。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又有左、右中郎将，（晋武帝省，宋大明中复置。）虎贲中郎将，（汉期门。）冘从仆射，（魏置。）羽林监，（汉有羽林中郎将，又有左右监，晋罢中郎将，又省一监。虎贲、冘从、羽林，是为三将。晋哀帝省。宋高祖复置，江右领营兵，江左则无。）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晋大康十年，立射营、弩营，置积射、强弩将军主之。宋泰始后，多以军功得此官，无员。）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孝武大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宋高祖初，增为二十人。其后过员者谓之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又其后并无复员。）武卫将军，（宋大明中置，代殿中将军之任。）武骑常侍，（宋大明中置。）皆以分司丹禁，侍卫左右。梁天监六年，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改旧骁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又置朱衣直将军，以经方牧者为之。此外诸号将军甚多，皆无复统驭，（《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上议，谓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实即后世之武散官也。（散官之名始于隋，古但不任事而已，非徒以为号。）宋、齐、梁、陈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梁武帝以其高下舛杂，命加釐定。于是有司奏置百二十五号将军，备其班品，叙于百司之外焉。魏、齐禁卫设官，略同南朝。亦有诸号将军，无所统驭。柱国之职，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后亦为散秩，如后世之勋官矣。

　　东宫官，汉世分属二傅及詹事。后汉省詹事，悉属少傅。晋武帝泰始三年，建大子大傅、少傅，事无大小皆属焉。咸宁元年，以杨珧为詹事，二傅不复领官属。及珧为卫将军，领少傅，省詹事，惠帝元康元年复置，愍、怀建官，乃置六傅，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永康中，复不置詹事。大安已来，置詹事。终孝怀之世。渡江后有大傅、少傅，不立师、保。王国：晋世置师、友、文学。师即傅也，景帝讳，故改师为傅。宋世复为师。改大守为内史。有中尉以领军。此外设官尚多。公、侯已下递损焉。北朝，东宫亦置六傅及詹事。王国置师一人。余官亦略同南朝。

　　司隶校尉，历东京、魏、晋不替，渡江乃罢。州置刺史；郡置大守，京师所在则曰尹，王国以内史掌大守之任；县大者曰令，小者置长，为国者为相；历代皆同。魏、齐于司州，周于雍州，亦皆置牧。魏于代、河南，齐于清都，周于京兆皆置尹。魏州、郡、县皆分上中下，齐则于上中下之中，又分上中下，凡九等。周以户数为差。（州分户三万已上，二万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郡分一万五千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一千已上，一千已下。县分七千已上，四千已上，二千已上，五百已上，五百已下。）属官、佐史，皆随高下而异其员数。魏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北齐亦有三等镇、戍，各置镇将、戍主。此则专以兵力控扼为重者也。（《魏书·韩茂传》：子均。广阿泽在定、相、冀三州之界，土广民希，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

　　晋、南北朝官制之弊，莫如刺史之握兵。《宋书·百官志》云：“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明帝大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惟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导居之。（以上《晋志》同。此句作“惟王导等权重者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江夏王义恭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齐书·百官志》云：“魏、晋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督。起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督扬、徐二州军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诸州将督军；王珪之《职仪》云：起光武；并非也。晋大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案都督缘起，二说俱可通，不必深辩。晋初羊祜督荆州，别有刺史羊肇；王浑督扬州，别有刺史应绰；其后王浚督幽州，亦别有刺史石堪，皆都督刺史分职之证。然兼二职者究多，故刺史亦称州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注》。）《晋书·温峤传》：峤代应詹为江州刺史，镇武昌。陈“古镇将多不领州，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能言此者盖寡矣。其时州郡之增置日广，镇将之所督，亦即随之而增。然亦间有都督不兼州，（如纪瞻以镇东将军长史加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非刺史。）又有于某州但督其数郡者；而曰都督，曰监，曰督，曰使持节，曰持节，曰假节，权限亦各有不同。（如檀道济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南兖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曲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江州刺史。）诸史皆各如其事书之。《南》、《北史》但曰某州刺史加都督，或曰都督某州刺史，而于所督不复详书，则求简而失其实矣。周明帝武成元年，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自此史文但云某州总管，不云刺史。然齐王宪除益州总管益、宁、巴、卢等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则但改都督之名为总管，而其责任初未尝异。（《北史》亦间有全书者，如《长孙俭传》：授总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转陕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陕州刺史是也。）以所任州冠于总管之上，但云某州总管，亦取文辞之简，而非当日结衔本然也。（隋有扬、并、益、荆四大总管，又诸总管皆以某州为名，如蜀王秀以益州刺史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则其例仍与周同。《尉迟敬德碑》云：授襄、鄀、邓、析、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贬使持节都督并、蔚、岚、代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则唐制亦与隋同也。以上兼采《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刺史握兵，易致疏于政事；本以武人为之者，尤偃蹇不易驾御；其弊不可胜穷。《北齐书·高隆之传》云：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大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寮，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则有握兵之名者，已足扰民，而有其实者无论矣。

　　《通鉴》：晋安帝义熙二年，正月，魏主珪如豺山宫。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大守，县置三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大守虽置而未临民。功臣为州者，皆征还京师，以爵归第。此事他处不见，盖行之未久？（《魏书·官氏志》云：自大祖至高祖初，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恒目。）淮北之亡，虏于东兖、东徐及冀州，皆并置两刺史，事见第九章第五节，盖一以资镇慑，一以事抚绥；大守并不临民，则徒资其荣禄；疑当时三人并置，其意亦如此也。薛安都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见第八章第五节。以军御政，亦犹南朝都督攘刺史之权也。

　　州、郡、县之增置，晋、南北朝，可云最剧。其原因，盖有由于控扼要重，户口滋殖，蛮夷乡化，政理殷繁者，如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是也。（《宋书·百官志》。）然其大端，则实由丧乱荐臻，人民荡析离居之故。盖斯时一统未久，属人之治犹盛，属地之义未昌，人民之转徙异地者，不得不别设官司以抚绥之，招徕之，而侨置之事多矣。（如康绚，本华山蓝田人。祖穆，宋永初中，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大守。绚在齐世，亦除华山大守。此流人来归，即用其酋豪设郡县以抚之者也。寇赞上谷人，因难徙冯翊万年。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赞为主，归魏拜绥远将军魏郡大守。其后秦、雍之民，来奔河南、荥阳、河内，户至数万，拜赞安远将军南雍州刺史轵县侯，治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民襁负，自远而至，参倍于前。此抚其已至，兼以招其未来者也。可参看第十七章第三、第四两节。）《宋书·诸志总序》云：“魏、晋已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迁江外，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可见斯弊，由来已久。然终以错杂为忧，则仍鲜治理之便矣。（此土断之所以亟，参看第十七章第三节。张普惠省减郡县，史称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可见侨置之有害于治理也。）南北分张，此弊弥甚。《魏书·韩麒麟传》：子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七年，十一月，诏曰：“魏自孝昌已来，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谅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且五岭内宾，三江回化。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今所并省，一依别制。”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云。（《通鉴》：梁武帝大同五年，十一月，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牂柯，南平俚洞，纷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责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大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观此文，知齐文宣之诏，非过甚之辞也。）《晋书·傅玄传》：玄子咸上言：“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晋初以是为病，况于南北朝之末？魏道武罢户不满百之县，（《本纪》天赐元年。）而后周以户数秩郡县，县下者亦不盈五百而已。奚翅十羊九牧哉？

　　外官僚属：郡、县各有旧俗，分曹往往不同。吏、卒皆有定员，视户口多少为差。晋初尝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晋书·荀勖传》。）苏绰六条诏书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悉宜罢黜，无得习常。”观此，知吏员虽云依户口而定，实未必能遵行也。

　　《晋志》云：县五百已上皆置乡。三千已上置二乡，五千已上置三乡，万已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希，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此等制度，宋、齐、梁、陈，度当沿之。《魏书·大武五王传》：临淮王谭曾孙孝友表言：“今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请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有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隋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定令，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较魏制实省十二丁，即孝友之志也。苏绰六条之诏，谓“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党族、闾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然暴政亟行之世，在上者之诛求愈烈，则在下者之困辱愈增，而其自视卑而不得有所为也亦愈甚。刘曜为石勒所获，北苑市三老孙机上书求见曜，（见《晋书·曜载记》。）尚有新城三老遮说汉王，壶关三老上书讼戾大子之遗风，后此则无闻矣。《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十月，诏曰：“孟冬十月，民间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未尝不欲复前代之遗规，然其效卒不可睹也。《北史·魏宗室传》：河间公齐之孙志，为洛阳令。员外郎冯俊，昭仪之弟，恃势恣挝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系，处刑除官。由此忤旨，左迁大尉主簿。辇毂之下，里正之见陵如此，况其远者乎？

　　都邑之地，豪猾所萃，则击断之治尚焉。《晋志》：县皆置方略吏四人，而洛阳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此指方略吏言。《宋志》云：大祖元嘉十五年，县小者又省之。）邺、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此等制度，历代亦当略同也。北朝尚击断尤甚。《魏书·甄琛传》：琛迁为河南尹。表言：“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釐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为之。”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高崇传》：子谦之，为河阴令。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崇奏在胡灵后时。）此皆可见都邑之难治也。北齐制：邺令领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领十二行经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临漳领左部、东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经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领后部、北部二尉。后部管十一行经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

　　刺史之设，本所以资巡察，其后寖成疆吏，则司巡察者又别有其人，此亦犹明代于巡按之外，复遣巡抚也。《宋书·礼志》，谓古者巡守之礼，布在方策。秦、汉、曹魏，犹有巡幸之事，至晋世巡守遂废。引武帝泰始四年诏，谓：“古之王者，以岁时巡守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巡省，撢人诵志。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喻朕心恳诚至意。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治，问人间患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下叙宋武帝永初元年遣使，文帝元嘉四年、二十六年东巡之事，其视之犹甚重。然克举其实者似鲜。（其事亦仅间有之。如宋元嘉三年、九年、三十年，明帝泰始元年，皆尝遣使。北朝则高宗大安元年，高祖延兴二年，大和八年、十四年，皆尝遣使。孝静帝天平二年，齐献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请送朝士清正者，州别遣一人问疾苦。周武帝建德五年遣使，诏意亦颇重视，皆见《纪》。）至齐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则擅作威福，其弊无穷，详见《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后人所由訾遣使纵横，本非令典也。晋武帝访王浑以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言：“旧侍中读诏，诏文相承已久，非留心方国之意。请令中书，指宣明诏，不复因循常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其视之意亦甚重。然后亦寖成具文。（北齐尚有其礼，见《隋书·礼仪志》。）晋武帝泰始三年，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然范宁为豫章大守，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吏假还讯问长吏得失，而徐邈与书，谓：“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所资。”“自古已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则虽守、相，欲明目达聪，犹不易也，况天朝乎？

　　晋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元康中，护羌校尉后汉官。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江左初，省南蛮校尉。寻又置于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及安帝时，于襄阳置宁蛮校尉。（以授鲁宗之。）宋世祖孝建中，省南蛮校尉。齐建元元年复置。三年省。延兴元年置。建武省。护三巴校尉，宋置。建元二年，改为刺史。平蛮校尉，永平三年置，隶益州。护匈奴、羌戎、蛮夷、越四中郎将，晋武帝置，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

　　官品之制，盖始曹魏？故《通典》叙魏官，皆明列品第。《宋书·百官志》备列九品之官，谓其定自晋世，晋殆亦沿之于魏也？（晋初限田及衣食客、佃客，皆以官品差多少。《隋书·经籍志》职官门，梁有徐宣瑜《晋官品》一卷。）梁武帝天监初，命尚书郎蔡法度定令为九品。至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又定为十八班。以班多为贵。（将军叙于百司之外，分十品、二十四班。《南史·勉传》云：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簿，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则班盖为选举而设。）陈亦分十八班。皆见《隋志》。元魏九品，皆分正从，一品之中，复析为上中下，则一品而分为六矣。大和二十三年，高祖次《职令》，世宗颁行之。四品已下，正从各分上下阶，一品犹析为四。北齐因之。周卢辩依《周礼》定官制，内外皆分九命，以多为贵，实亦九品也。（《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叔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宋志》所载，杂流技术，亦皆入品。至陈世则《隋志》云：官有清浊，又有流外七班，寒微之人为之。《魏书·刘昶传》载高祖临光极堂大选，亦言八族已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云。

　　官禄：《晋志》惟载诸开府位从公、（食奉日五斛。大康二年，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特进、（食奉日四斛。绢春五十匹，秋百五十匹，顾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奉日三斛，绢春五十匹，秋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尚书令、（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大子二傅（同光禄大夫。）五官。宋、齐、梁、陈，史皆不载。北齐之制，见于《隋志》。齐制多循后魏，盖魏亦如是也。（《通鉴》陈宣帝大建七年《注》，即以此为魏、齐之制。）其制：官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为一秩。从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为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为一秩。从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为一秩。从四品二百匹，五十匹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为一秩。从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为一秩。从六品八十匹，二十匹为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为一秩。从七品四十匹，十匹为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为一秩。从八品三十二匹，八匹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又自一品已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州、郡、县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车，各前取一时之秩。上上州刺史，岁秩八百匹，与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为差。上郡大守，岁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为差。上上县，岁秩一百五十匹，与邺、临漳、成安三县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为差。州自长史已下，逮于史吏，郡县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为秩。郡有尉者减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调课之。其镇将、戍主、军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诸州刺史、守、令已下，干及力皆听敕乃给。其干出所部之人，一干输绢十八匹，干身放之。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卢辩之制：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再命。）已上，至于上大夫（上士三命，下大夫四命，中大夫五命，上大夫六命。）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七命。）二分，孤（八命。）三分，公（九命。）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

　　魏初百官无禄，读史者或以为异闻。然周制凶荒便不颁禄，与魏初亦何以异？历代丧乱之际，减禄或不颁禄者甚多，又不独一周世。（《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九月，议增吏奉，赐王公已下帛有差。咸宁元年，又以奉禄薄，赐公卿已下帛有差。可见前此奉禄甚薄，是时虽增，亦不为厚。《简文帝纪》：咸安二年，三月，诏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奉，并皆寡约。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奉。”是东渡之初，又曾减于西都也。孝武帝大元四年，三月，诏以“年谷不登，百姓多匮，九亲供给，众官廪奉，权可减半。”据《简文三子传》，是时司徒已下，仅月禀七升，则又不止于减半巳。宋文帝元嘉之治，见称江左，而二十七年二月，以军兴减百官奉三分之一。三月，淮南大守诸葛阐求减奉禄，同内百官，于是州及郡、县丞、尉，并悉同减。至孝武帝大明二年，正月，乃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奉。《齐书·武帝纪》：永明元年，正月，诏曰：“守宰禄奉，盖有恒准。往以边虞，沿时损益。今区宇宁宴，郡、县丞、尉，可还田秩。”则齐初又尝以兵事减外官奉。北魏班禄，始于大和八年，而及十九年，《纪》即言其减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于忠传》云：大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权，欲以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则又不仅闲官。《北史·齐本纪》，于文宣篡位后书：自魏孝庄已后，百官绝禄，至是复给焉，则其末造又尝无禄也。）盖行政经费，本在禄奉之外；而服官者当任职之时，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古人亦视为成法；则无禄者亦不过无所得耳，原不至不能自给，此凶荒之所由可绝禄也。郡县之官，取诸地方者，送迎之费为大。《晋书·虞预传》：大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极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殖。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令、尉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曰有常防而莫肯遵修，欲使条列而为之减省，则因之为利，虽云贪黩，资以去来，原非违法，故《隋志》所载：梁世郡县吏有迎新送故之员，各因其大小而置；陈世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并以定令；可裁之以正而不能径去也。（汉世黄霸，即以长吏数易，送故迎新。公私费耗为病，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南史·恩幸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十二月诏，亦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送故迎新，相属于路”为病。然此自迁代大数，送迎所费大多为之，于法、于理，之任、代下者，原不能令其自筹川费也。）居官时之所资，《齐书·豫章王嶷传》言之，曰：宋氏已来，州郡秩奉及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奉禄之制，虽有定科，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证之则靡不入罪。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此所谓其余资给，盖即后世之陋规。取之者虽或损公侵民，循其本原所以供公用，故亦可洗核而不可禁绝也。《齐书·王秀之传》：出为晋平大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奉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遂上表请代。夫曰丰壤禄奉常充，则瘠土有不给者矣。此亦所谓各由风俗者欤？《南史·范云传》：迁零陵内史。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此盖本供公用而浮取之者，能去其浮取之额，则为贤者矣。《梁书·良吏传》：伏暅为东阳大守。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北齐书·裴让之传》：弟谳之，为许昌大守。客旅过郡，出私财供给，民间无所豫。是则当时守、令，日用交际，悉出民间。此似为非法，然禄既薄矣，不于此取之，将安取之？此亦未违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之义。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去镇之日，计在州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以私钱六十万偿之。褚玠为山阴令，在任岁余，守奉禄而已，去官之日，不能自致，留县境种菜自给。俭不可遵，转未免贤知之过也。特资用不由官给而由自筹，因之贪取者必众，故以立法论则究非良规。北魏崔宽，拜陕城镇将，诱接豪右，宿盗魁帅，得其忻心。时官无禄力，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此已为非道。若《南史·宗元饶传》言：合州刺史遣使就渚敛鱼，又令人于六郡丐米；《梁书·宗室传》言：益州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则更不成事体矣。令长为真亲民之官，故其所取，皆在民间。若州郡则有更取之于县者。《朱修之传》言其刺荆州时，百城贶赠，一无所受，可见时以有所受为常。《南史·傅昭传》言：昭迁临海大守，县令尝饷粟，置绢于簿下，昭笑而遣之，此亦必非独饷昭者也。侯景之乱，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隋书·食货志》。）则京官取资于外前世又早启其端矣。外官禄奉供给，取诸地方，盖随土所出，无画一之法。即内官亦或诸物杂给，但以钱论直。《梁书·武帝纪》：大通元年，五月，诏曰：“百官奉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平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盖用实物者，平准或难优衷，故欲革其弊也。其给田者，亦病敛获之时，不能与在任之日相应。《宋书·良吏阮长之传》言：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此皆沿用实物之弊也。《隋书·苏孝慈传》云：先以百寮供费，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已下，给职田各有差。廨钱之制，当亦沿自南北朝时。盖许其回易，非如后世之存商取息，故以与民争利为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