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

　　欲知一时代中人民生计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费，次知其所入几何，以供此费，为有余，抑为不足？若有余者，其余财用诸何方？而其俗之侈俭可知矣。一切费用，若能均以钱币计算，自为最便。苦于前代，钱之为用，不甚普遍；晋室东渡以后，又南北分离，币制既不统一，又皆不甚整饬，公家所铸之钱，不得民信，民间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为代之物，又不能画一；故其计算极难也。

　　语曰：“食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价，而欲知谷价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历代度、量、衡制，略见于正史之《律历志》，然与民间所用，实不甚相符。《隋书》所载晋、南北朝度制，以晋荀勖准《周礼》所造，即所谓晋前尺者，为计算之准。此尺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王莽时刘歆所造之铜斛尺，后汉之建武铜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较此长七氂。江东所用，谓之晋后尺，当此尺一尺六分二氂。宋民间所用之尺，传诸梁、陈者，当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后三种：前尺当晋前尺一尺二寸七氂。中尺当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后尺，亦即后周民间所用，当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又有所谓东魏尺者，为高齐所沿用，当晋前尺一尺五寸八豪。后周保定中，诏遣大宗伯卢景宣等累黍造尺，从衡不定。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事在保定元年，见下。）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谓之玉尺。（《隋志》云：俗间见玉作名为玉尺，见铁作名为铁尺。）与相承一铜籥云是蔡邕铜籥者，校计相符。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当时因此大赦，改元天和。《志》云：“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然又云：“平齐后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于天下。”则玉尺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铁作，俗间名为铁尺。《志》又载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谓“今之铁尺，是大祖遣苏绰所造，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平齐之始，已用宣布，因而为定，弥合时宜”，则铁尺初非取诸宋氏。不知周氏讳言之而妄云为苏绰所造邪？抑绰之所造，实取正于上国也？《志》又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则其尺亦未尝行也。量法：《隋志》引魏刘徽《九章商功注》：谓王莽铜斛，当魏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又云：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升。五年十月，准为铜升，班之天下。依甄鸾算术：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称法：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称。案魏孝文、齐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举；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尤为旷然一大变革；然实皆未行。（《魏书·本纪》：大和十九年六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北齐书·本纪》：天平三年八月，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周书·本纪》：建德六年八月，议定权、衡、度、量，班于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隋书·本纪》：大业三年四月，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案《魏书·张普惠传》：普惠以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万姓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奔走以役其勤。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其道。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重，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其在库绢、布并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后普惠表论时政得失，又以审法度、平斗尺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为首。二人之论，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不过二十年耳。则谓改制之始，民乐输将，后乃稍离其本，不过逊顺之辞，实则大和之诏，初未尝行也。《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隋志》谓其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与民间所用，实不相符之证。后周则观《志》言其平齐后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达奚震等仍以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历代之度、量、衡，盖无不徒有其名者。《晋书·律历志》言：荀勋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以医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改治权、衡，不见省；其明证也。）《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盖据当时实在行用者，约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间自制，自不能无“增损、讹替”。语见《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实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长，量之大，衡之重；民间交易，权操于豪强、商贾，其所利者，亦与官司同；故增损、讹替之余，度必渐增其长，量必渐增其大，衡必渐增其重。《日知录》云：“《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则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大史、大常、大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大斗大两》条。自注引《通典》载诸郡土贡，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如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是也。）愚案《晋》、《隋书》《律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然则随物之精粗、贵贱而异其度、量、衡之器，民间本有此法。久之渐趋画一，取其一器以为正，（如量粟、菽、麻、麦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长、大、重，亦随之而增矣。（此较增损、讹替者，所增为巨。）《齐民要术·作酱法》云：“豆黄堆量不概，盐曲轻量平概。达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堆量、轻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动；虽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随俗而殊，断难画一。故计算历代之物价，总只能得其大较之大较也。（商业兴盛之国，交易皆集于都会，小都会又取准于大都会，则度、量、衡及钱币等，皆易于画一。以农业为主之国，交易分成多区，区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势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难。中国历代，皆欲画一度、量、衡及钱币，而皆徒有其名，盖为此也。）以大较之大较言之：南朝之量与衡，视为与古略相放，北朝之量与衡，视为于古二而为一，或当相去不远也。（据《隋志》所载尺法，惟东魏于古，二而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颇多。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间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为一，由来已久，而官家乃从而用之也。）又《梁书·庾诜传》，载诜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盖以诜之米为己之米，己之米为诜之米也。魏大和五年班禄增调，《魏书·本纪》言谷二斛九斗，《食货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证斛、石仍同。然《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地方储积，固有多少之殊；运转亦有难易之别；官家须用，亦有缓急之不同；然酬奖之厚薄，似不应县殊至是？则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难于详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进考其时之币价。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铸小钱，实为钱法一大变。其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造四铢钱。三年，用徐爰议，收铜缮铸，私铸始甚。前废帝即位，改铸二铢；又用沈庆之说通私铸，而钱法大坏。史述其弊，至于“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梁武帝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亦卒为私钱所乱。后废铜钱，更铸铁钱，大同后遂至积如丘山，交易者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北朝大和十九年，始行五铢钱，后世宗又铸之，其行皆不广。肃宗以后，私铸转甚。亦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迄于齐、周，无以善其后。（本节所论币制，宜与第二十章第四、五节参看。）以是言之，其时物价，宜极腾贵。顾史所载者，与前世并无大殊，钱价仍远较后世为贵，其故何也？曰：当时钱币之为用，本不普遍；恶钱虽与好钱并行，盖皆减折行使；论物价者，仍以好钱为准，而史从而书之，故觉其物价无甚变动也。《晋书·食货志》云：“董卓铸小钱，货轻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武作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夫民间果其通用，岂魏武一令所能罢？此观于历代私钱之难禁可知。盖董卓所铸之小钱，本已废而不行矣。《志》又云：“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钱。”钱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计而知。民间果其通用，更岂魏文一令所能废？《志》又载晋末桓玄议废钱，孔琳之驳之，谓“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盖必有所见，非慢然言之也。）《晋书·张轨传》：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物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为段。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此为琳之之说之铁证。盖前世钱贵，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故钱之用，惟于商贾为最切，商贾不行，即寖至于废矣。《晋志》载琳之之议又曰：“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钱废谷用既久”句，《宋书·琳之传》作“钱废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举成数，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数不甚精密，虽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则必为后人所改，盖作史者疑自黄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时，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语，乃上溯汉献帝时言之也。此亦足证董卓所铸小钱，自致于废，而无待于魏武之令也。（即谓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魏武作相，亦不过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铸四铢钱，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罢之，及其明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亦不及十年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隋书·食货志》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似铁钱至梁亡始废。然其为用见于史者，仅《陈书·沈炯传》，谓其为宋子仙所逼，令掌书记，王僧辩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而已。此盖破败之余，铜钱阙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时铁钱之果行也。然则积如丘山，适足见其壅塞不行而已。当时短陌大行，最贵者京师以九十为陌，次则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为陌。此即钱日贵，物日贱，向值百钱者，落至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仅值三十五也。钱日多而物日贱，钱之不行可知。魏肃宗初，任城王澄上书论当时钱货，谓大和五铢，不入徐、扬之市，河北且无新造五铢，与此正可参证。大和五铢，不可谓之恶钱，且犹如此，况于梁之铁钱哉？齐初，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言：“盗铸者摩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粥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易。反覆生诈，循环起奸。”观此，知当时私铸虽甚，而私钱之废而不行者亦多；且新旧二钱，判然异价；论物价者，安得不以旧钱为主？又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欲以大钱一当两，沈演之议，谓：“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说谓晋世钱货不行之地尚多是实，其谓宋世流行，则不过故甚其辞，以伸己说，故《隋志》谓梁初尚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也。钱且不行，况于新铸？其论物价之辞，必以旧钱为主，更不待言矣。

　　陈宣帝陈顼太建十一年（579年），铸行一种新的钱币“太货六铢”，此钱铜质优良，轮廓整齐，钱文瑰丽匀称，铸造精妙绝伦，居南朝之冠。

　　然则当时币价，果何如邪？案《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谓“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惟劬，斛直数倍。今机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棰、质系，益复无聊。”又谓“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子良传》载其启，又谓“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然则当齐初，好恶钱之相比，为以两当一，或以十七当十。与所谓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者，相去何其远邪？足见此等情形，即有之亦为时甚暂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减其半，至齐初则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数观之，略可见其时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铜钱而外，金、银亦略具钱币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详见第二十章第五节。）即其通行渐广之征。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史无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异，则其比直或无甚变动。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新室币制，银八两为一流，直千，（见《秦汉史》第七章第二节。）当金价五分之一。是时若无变动，则银一两直钱百二十五也。

　　金、银为用不广，钱又不足于用，所资以交易者，实惟谷、帛为多。宋世周朗，亦主废钱币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不患其难。”可见北多用帛，南多用谷。欲计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长、广。《宋书·律志》谓“布幅广二尺七寸，四十尺为匹”，较《汉书·食货志》所云“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者少广。《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则与《汉志》符同。又云：“六十匹为一端。”案大和班禄之先，户以九品混通，各调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详见第三节。）一匹二丈，则六十尺。盖因有是调，乃有一端之称也。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则多言绢、布，盖以绢为丝织之总名。《北齐书·李元忠传》云：元忠贡世宗蒲桃一盘，世宗报以百缣，又载世宗书辞曰：“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缣，下言绢，其明征矣。是时铜钱日少，故绢价日廉。《晋书·石勒载记》：勒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百姓私买，则中绢四千，下绢二千。魏大和十九年行钱，内外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铸五铢，官欲贵钱，出藏绢，分使人于三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盖官卖止收好钱，私市兼收恶钱。）普泰元年，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则利于多取，其时绢价未必至是也。《北史·房谟传》云：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匹，征钱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可见四百为多取也。自石勒之时，至于魏世，绢价约落至十分之一，亦颇与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载谷价，多在饥荒丧乱之时，实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晋、南北朝谷价异常者：《惠帝纪》：元康七年七月，关中饥，米斛万钱，时直齐万年之乱。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时直张方之乱。《怀帝纪》：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时刘曜、王弥陷京师。《愍帝纪》：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时刘曜自前月逼京师。《成帝纪》：咸和四年正月，苏峻子硕攻台城，城中大饥，米斗万钱。《魏书·僭晋传》云：谷石数万。咸康元年，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石季龙载记》：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吕光载记》：光之称酒泉公，谷价腾踊，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吕隆之将亡也，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人相食，饿死十余万。《魏书》本传同。《秃发氏载记》云：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其尚书左丞婆衍仑曰：“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则尚未至如《隆载记》所言之烈。盖其初危急时，与后极困弊时，谷价又有不同也。《宋书·沈演之传》：元嘉十二年，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前废帝纪》：大明八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早。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一升，《南史》作一斗。案《孔觊传》言：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南史》亦同，则作斗者是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庾革传》亦言革以是时行会稽郡事，时承凋敝之后，百姓凶荒，所在谷贵，米斗数千，人多流散。《侯景传》言：景围台城时，食稍尽，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南史·景传》云：景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魏书·岛夷传》云：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而卖之。军人共于德阳前立市，屠一牛得绢三千匹，卖一狗得钱二十万。皆熏雀掘鼠而食之。案谷价之翔贵，由于水旱者实少，由于兵乱者特多且甚，此以见人祸之更烈于天灾也。）其稍近于常情者：《晋书·食货志》载户调之式，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此恐亦仅能取诸户主。课调既愈远而愈轻，则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斗之价。此大粗略；且远夷情形，亦与中国不同；不足以考谷价。《齐书·豫章王嶷传》：嶷为荆、湘二州刺史，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此条最可考见南朝谷价。荆、湘为产米之区，（参看第二十章第一节。）谷斛不及百钱，余瘠薄之地当较贵，则当在百钱左右也。梁天监四年，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农，自无疑矣。然《魏书·食货志》言：天兴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隋书·食货志》言：东魏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魏初绢匹，假依石勒时中绢为四千，斛得钱约五十，其斛傥与古量相同，已去天监之世不远。东魏之世，斗、称于古，既已二而为一，则古斛一斛，仅得四钱半，不惟视梁之米斛三十为廉，且较汉宣帝时谷石五钱犹下矣。岂其所谓斛，犹以古斛言之邪？然南北朝时，不论南北，粜价皆贱，则似不足疑。此当时论者，所由多以伤农为虑也。

　　日食之量，在前世为人五升，已见《秦汉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似亦无甚差殊，此固不应有异也。《晋书·食货志》载邓艾论屯田之语曰：“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十万之众，五年食三千万斛，则人年食六十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一斗六升余，此似乎大多。然《宋书·乐志》载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常侍顾臻表谏伎乐之语，谓“兵食七升，忘身赴难”。又《宋书·刘传》，载策攻县瓠之语，谓“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则人岁食米二十四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六升又三分升之一。则与五升之数，相去不远矣。《后汉书·伏湛传》注引《九章算术》云：“粟五十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为。”邓艾之语，盖据粟言之，一斗六升粟，得九升许，以稍精凿之米言之，则亦与顾臻、刘所云相去不远也。《梁书·何胤传》：胤谓王果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得有宦情？《陈书·孝行传》：司马嵩丁父艰，日食薄麦粥一升。张昭及弟乾，父卒，并日食一升麦屑粥。此为衰者、毁者之食，不能以例常人。《梁书·江革传》：革为元延明所执，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齐书·孝义传》：崔怀慎孤贫独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所以为至觳之养，免死之周也。此升皆近于古。《北齐书·库狄伏连传》：（附《慕容俨传》后。）家口百数，盛夏之日，料以食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若为南朝之量，必不能支。盖谓盛夏可以少食，故又略减于古之五升。亦足证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也。

　　《晋书·何曾传》云：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读史者皆以为极侈，其实亦不尽然。《北齐书·韩轨传》：子晋明，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然则万钱为宴客之侈者。曾乃日食之，劭则又倍之耳。若寻常之食：则《宋书·衡阳主义季传》云：义季为荆州刺史，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每月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啖肉。丰所啖肉，未必更由官给。然则日得钱三十三，足以啖肉，且不阙于甘旨之养矣。《颜氏家训·治家篇》云：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独食月得四百五十钱，略半于义季所以周续丰者，亦不为甚俭矣。《南史·褚彦回传》云：时淮北属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人有饷彦回鳆鱼三十枚。彦回时虽贵，而贫薄过甚。门生有献计卖之，云可得十万钱。何曾所食，设有若彦回时鳆鱼者，但一味，已去万钱十之三四矣。故史事苟记载真实，而又参互详考之，无甚远于情理而不可解者也。

　　衣料：布帛价已见前。《宋书·沈怀文传》云：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是。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此虽异常之价，然二者横调既同，价之增当亦相近。假以绢一匹为钱二千五百，绵一两为钱三百五十，则绵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绢匹三百，绵斤当得六百七十二文矣。《齐书·褚渊传》：渊死后，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大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白貂盖为名裘，（当时之貂，亦产于今之吉、黑。《魏书·勿吉传》曰：其父母春夏死，立理之，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失韦传》曰：亦多貂皮。间关至中国殊不易。《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谓其有貂、豽、子，皮毛柔蠕，天下以为名裘，其地尚较勿吉、失韦为近也。）质价固非卖价，然渊甚贫，所质必与卖价相近，以是度之，裘亦不能甚贵也。

　　《宋书·后妃传》：明帝陈贵妃，家在建康县界，有草屋两三间。上出行，问尉曰：“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赐钱三万，令起瓦屋。则以草屋改为瓦屋，每间所费，为万至万五千钱。《蔡兴宗传》：父廓，奉兄轨如父。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轨。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直。造价若倍于改为，则五十万之赀，可得屋二十五间或十八九间也。造屋所费如是，买宅价亦相近。《齐书·王琨传》：琨罢广州刺史还，宋孝武问还赀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南史·吕僧珍传》：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千万买邻为虚言，百万买宅为实语，则其所费，倍于蔡廓耳。广州固仕宦者膏腴之地，季雅亦以豪举称，故其所费较多也。崔慰祖卖宅四十五万，与蔡廓起宅所费略侔。桓闳弟子昙深，为临城县，罢归，得钱十万，买宅奉兄，（见《南史·桓护之传》。）则其人以行义称，故其所费为独少也。《晋书·石勒载记》：勒将营邺宫，其廷尉续咸，上书切谏。勒怒，欲收之。其中书令徐光又谏。勒为之止，而叹曰：“人家有百匹赀，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勒时中绢之价为四千至千二百，下绢之价为二千至八百，已见前。百匹市宅，以中绢计，为钱十二万或四十万；以下绢计，为钱八万或二十万；亦与南朝相去不远也。

　　《晋书·食货志》言：惠帝荡阴反驾，囊钱三千，似至俭矣。然《魏书·萧宝夤传》言：宝夤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要系千许钱以奔虏；又《司马楚之传》言：有上蔡董毛奴，赍钱五千，死于道路；则当时民间行旅，原不过赍钱数千，惠帝亦侪于氓庶耳。《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闻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粟西上，以投仲堪。晋世布价，十倍齐初，粟价亦当十倍，数斛粟亦当得数千钱也。《习凿齿传》：桓温追蜀人知天文者至，问国家运祚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不悦，送绢一匹，钱五千文。星人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高义，乞为标揭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凿齿曰：“君几误死，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赀，是听君去耳。”以萧宝夤、魏咏之所赍例之，温之所赠，亦未为薄也。

　　不徒以为行赀不为菲也，即以为棺价亦然。《齐书·刘祥传》：祥从祖兄彪，以崇圣寺慧首鬀头为尼，以五百钱为买棺材，以泥洹轝送葬刘墓，为有司所奏。又《张融传》：遗令以三千买棺。《梁书·刘歊传》；歊著《革终论》，欲死后以一千钱市治棺。二人固主薄葬者，然歊论言“积习生常，难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则亦非过于俭者。然则当时棺价，极亦不过数千钱耳。

　　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杂载物价颇多，今摘录如下：《种瓠篇》云：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种胡荽篇》云：春种者五月子熟，拔取曝干格柯打出，作蒿盛之。冬月亦得入窖。夏还出之。但不湿。亦得五六年停。一亩收十石。都邑粜卖，石堪一匹绢。秋种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亩两载，载直绢三匹。《种桑柘篇》云：一枝直十文。（此上有夺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为弓材，一张二百。亦堪作履，一两六十。裁截碎木，中作锥刀靶，一个直三文。二十年好作犊车材，一乘直万钱。欲作鞍桥者，生枝长三尺许，以绳系旁枝，木橛钉着地中，令曲如桥。十年之后，便是浑成柘桥。一具直绢一匹。欲作快弓材者，宜于山石之间北阴中种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处，多掘深坑，于坑之中种桑柘者，随坑深浅，或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树条直，异于常材。十年之后，无所不任。一树直绢十匹。《种榆白杨法》云：榆：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堪作椽。不挟者即可砍卖，一根十文。挟者镟作独乐及盏，一个三文。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无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器皿，一百文也。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一直二百。车毂一具，直绢三匹。其岁岁料简剥治之功，指柴顾人，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卖柴之利，已自无赀。岁出万束，一束三文，则三十贯。荚叶在外也。况诸器物，其利十倍。岁收三十万。砍后复生，不劳耕种，所谓一劳永逸。能种一顷，岁收千匹。惟留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耕、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车毂。一树三具，一具直绢三匹，成绢一百八十匹。聘财、资遣，粗得充事。白杨：一亩三垅，一垅七百二十株，一株两根，一亩四千三百二十株。（案当作根。）三年中为蚕，五年任为屋椽，十年堪为栋梁。以蚕为率：一根五钱，一亩岁收二万一千六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比之农夫，劳逸万倍。去山远者，实宜多种，千根以上，所求必备。《种棠篇》云：八月初天晴时，摘叶薄布，晒令干，可以染绛。成树之后，岁收绢一匹。《种穀楮篇》云：三年便中斫。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三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岁收绢百匹。《种槐柳楸梓梧篇》云：杨柳：三岁成椽，一亩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合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箕柳：至秋任为簸箕，五条一亩，岁收万钱。柞：十年中可杂用，一根直十文。二十岁中屋樽，一根直百钱。《种红花蓝花栀子篇》云：花，负郭良田种顷者，岁收绢三百匹。一顷收子二百斛，与麻子同价。既任车脂，亦堪为烛。即是直头成米，二百石米，已当谷田，三百匹绢，端然在外。此皆当时物价间可考见者也。

　　力作者以一人一日之所作，为计算之单位，此乃事理之自然。今俗语工夫二字，专指时间言之，乃其偏端之义。溯其原，则夫指人力；工亦作功，谓一人一日之所作也。《宋书·孝义传》：王彭，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哀之，各出夫力助作砖。此为夫字之义。《晋书·文帝纪》：帝将伐蜀，谋众曰：“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刘曜载记》：曜葬其父母及妻，游子远谏，谓：“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皆以一人一日所作为一工也。庸力者即准此论直。《齐书·王敬则传》：敬则为会稽大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竟陵王子良启言：“塘丁所出，本不入官。均夫、订直，民自为用。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均夫者，通计全工须用人力若干，均之各家。订直者，定一人一日之作，所直若干，有不能力作之人，许其出直以为代。（史言士庶皆保塘役，士人未必能力作，必许其出直以为代也。）民间订直，或不必皆以见钱，敬则则一以见钱计直而取之，故云评敛为钱。《东昏侯纪》言其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其所为亦犹是也。民间有以夫力助人，亦有借人夫力而以夫力还之者。又有技艺者，其顾直与徒能力作者不同。《宋书·孝义传》：吴逵，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族皆尽，惟逵夫妻得全。家徒壁立。冬无被袴。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逆取谓暂未给直。施之则不取其直。佣力报答，则以夫直还夫直也。又郭原平，性闲木功，庸赁以给供养。性谦虚。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父亡，以为奉终之义，情理所毕，营圹凶功，不欲假人。性虽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每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暂替。所余私夫，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本性智巧，既学搆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赴，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散夫，盖别无技艺，仅能力作之人。原平既闲木工，此即所谓作匠，原不应取散夫之价，故其取之为谦虚。搆冢云取贱价，盖亦指此。客为依人之称，兼具隶属之义，故晋世佃客、衣食客，皆注家籍。（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十夫客受取买主之赀，盖亦同于奴婢，故有自卖之名。所异者，还其买价，即可自赎耳。《宋书·自序》言：世祖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征虏军事。时营创城府，功课严促。亮病其以岁月之事，求不日之成。谓：“比见役人，未明工作，闭鼓乃休。呈课既多，理有不逮。至于息日，拘备关限。”公家役民，程课之法，亦必本诸习俗。彼此相况，则民间庸顾之法可明。虽受顾直，而其日可不工作，是为息日。非息日者，工作亦有定时，往必后于未明，罢必先于闭鼓。息日若未往之先，既罢之后，工力自仍为所自有。此时力作，是谓私夫。故原平得庸赁以养母，又得聚以自赎也。庸力得直，可使农民于稼穑之余，别有所入。无常职者，尤恃此为日食之资。程课宽严，平直高下，于民生舒蹙，所关实大。《齐民要术》言：指柴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又言柴一束三文；则日得卅钱，已为顾直之优者矣。其《种红花蓝花栀子篇》又言：“一顷收花，日须百人。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驾车地头，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则指物顾人，自为当时通法。盖由民间钱少故如此。日得钱三十，准诸谷价，不为不优。然此尚须卖出柴始得钱，而主人亦不更给食，故其平直如此耳。顾臻言“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廪五斗”，此盖当时伎乐庸直。伎乐之艺，自更优于匠人；且为侈靡之事；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自古然矣，故其所得亦较优也。

　　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此言计算农家生计，最为清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亦以粟十五石计；则五人终岁，当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为至俭之率矣。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当得粟九十石。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当得粟六十石。南朝斛、石，去古不远，米斛以百钱计，当得万八千钱；绢匹以三百计，当得六十匹绢也。今试本此，以观其时人之所入。晋世，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食俸日五斛。大康二年，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奉日五斛，年得千八百斛，恰十倍于农家五人终岁之计。绢三百匹：依石勒时中绢官定之价，为钱三十六万；私价百二十万。下绢依官价，为钱二十四万；私价六十万。绵二百斤，据前所引沈怀文说，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依石勒时中绢官价，斤得钱二千六百八十八；私价得钱八千九百六十。下绢官价，斤得钱千七百九十二；私价得钱四千四百八十。以二百乘之，为钱五十三万七千六百，或一百七十九万二千，或三十五万八千四百，或八十九万六千。合绵、绢二项，为钱六十九万七千六百，或三百九十九万二千，或五十九万八千四百，或百四十九万六千。以粟斛千钱计，又得八百九十七斛六斗，或二千九百九十二斛，或五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一千四百九十六斛。菜田一顷，所入不易计算，以再食俸一年计，又得千八百斛。奉、绵绢、菜田三项合计，其所入，为四千四百九十七斛六斗，或六千五百九十二斛，或四千一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五千有九十六斛。当农家五口之计，二十四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七十七有六，或三十六倍又百八十分之百十二，或二十三倍又有八十分之五十八，或二十八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五十六也。特进，食奉日四斛；春服绢五十匹，秋绢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食奉日三斛；春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大子大傅、少傅同。尚书令，食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依此可以类推。《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谓其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盖以上公而受兵卒之饷，宜乎其穷蹙矣。《魏书·薛虎子传》：虎子除徐州刺史，上表言：在镇之兵，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盖月得一匹。匹以钱二百，谷以斛五十计，月得谷四斛，岁得谷四十八斛。《刘芳传》言：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侔于谷四百余斛。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宜矣。若论赀产之数，则贫民所有，不过数千。《齐书·顾宪之传》：西陵戍主杜元懿请增诸埭税，宪之议言：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是也。富人则有千万倍于此者。元嘉北伐，有司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详见第八章第七节。）《南史·张敬儿传》：敬儿诬襄阳吴泰与袁同逆，收籍其家，僮役、财货，直数千万；此尚苞括各项资财。若《晋书·郗鉴传》，言其子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宋书·萧惠开传》，言其自蜀还资财二千余万；《齐书·豫章王嶷传》，言其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曹虎传》言其在雍致见钱五千万；（《南史》作七千余万。又云：悉厚轮大郭，他物称是。）则尚非其赀产之全。其贪积最甚，若梁之临川王宏者，（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则其赀财，更不可以称计矣。财多如此，故其用财亦无节限。《齐民要术》言：男女嫁娶，得绢百八十匹，粗足充事。绢匹二百，不过钱三万六千。《宋书·武帝纪》言帝俭德，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晋书·卞壸传》：言壸廉洁俭素，居甚贫约，息当婚，诏特赐钱五十万，既已数倍或十数倍于平民。而刘敬宣女嫁，武帝乃赐之钱三百万。萧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世祖子，发遣之资，须应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则更不成语矣。婚嫁一端如此，其余诸事，又可推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