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一节 学校

　　中国为崇尚文教之国，两汉而降，此风尤甚。晋、南北朝，虽为丧乱之世，然朝廷苟获小安，即思兴学；地方官吏，亦颇能措意于此；私家仍以教授为业；虽偏隅割据之区，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较之罗马丧乱之后，晦盲否塞之情形，大异其趣矣。此亦中西史事不同之一端欤？

　　晋初大学，沿自魏世。泰始八年，有司奏大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宋书·礼志》。）盖以魏世，来学者率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故有此举也。《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五月，立国子学。《宋书·礼志》作起国子学。《晋书·职官志》云：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齐书·礼志》：东昏侯立，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之国学，即古之大学。晋初大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盖屋宇起于咸宁二年，教官定于四年，生徒入学之法，实至元康三年而后定也。（《晋书·裴传》：时天下初定，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大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候，甚有仪序。此事在武帝时，皇大子即惠帝也。其时盖徒行礼，未有教学之事。）经说本只有大学，自王大子以下皆入焉，与士齿，殊有平夷之美。《周官》有师氏，保氏，乃小学之职，据此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异贵贱”，（曹思文表语。）误矣。大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宋书·礼志》。）元帝初，王导请兴学。戴邈亦以为言。（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大学，（《本纪》。）盖用其说。《宋书·百官志》云：大常博士，东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魏及晋两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大学博士也。又云：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一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晋初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大学焉。晋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来损其员，自宋世，若不置学，则助教惟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晋书·荀崧传》云：时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宋书·礼志》云：《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言：“宜为郑《易》，郑《仪礼》，《春秋》、《公羊》、《穀梁》各置博士一人。”诏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曰：“《穀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会王敦之难不行。《宋书·礼志》略同。以《百官志》之文参之，则所谓九人者：《周易》王氏一，《尚书》郑氏二，孔氏三，《毛诗》郑氏四，《周官》郑氏五，《礼记》郑氏六，《春秋左传》杜氏七，服氏八，《论语》、《孝经》郑氏九，所增者《仪礼》、《公羊》各一，合十一人也。《本纪》：大兴二年，六月，置博士员五人，则所谓后又增为十六人者也。不复分掌五经，盖不复事教授？《儒林传》言：“元帝虽尊儒劝学，亟降纶音，而东序西胶，未闻弦诵。”其明征矣。《成帝纪》：咸康三年，正月，立大学。《袁瓌传》云：瓌时为国子祭酒，上疏请给宅地，备学徒，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瓌始。《宋书·礼志》以此疏为瓌与大常冯怀共上，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老、庄，莫肯用心儒训。穆帝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则未有实效，旋又废坠。《孝武帝纪》：大元九年，四月，增置大学生百人。（《车胤传》：大元中，增置大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十年，二月，立国学。盖至是二学并置。《晋书·职官志》云：孝武大元十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宋志》云：十经由十助教分掌，盖在是时。（《宋书·臧焘传》：晋孝武大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据《齐书·陆澄传澄》与王俭书，则是时《易》立王肃，《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穀梁》有麋信《注》。至宋元嘉建学，《易》乃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则黜郑置王，《左氏》则留服而去贾，《穀梁》益以范宁，而麋犹如故。澄谓《易》王、郑宜并存，《左氏》宜立杜，《穀梁》善范便当除麋。又云：“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俭答云：“《易》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穀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议，并同雅论。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大元立学，议由谢石，事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宋书》载其疏辞，谓上于大元元年，元疑九形近而误，故有“皇威遐震，戎车方静”之语。（淝水之战在八年。）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深致贬损，而卒援是为恕辞，则晋人颇重其事。然《宋书·礼志》谓其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则其实效，亦未可睹也。晋人立学，专欲以化贵胄。故晋初傅玄上疏，病“汉、魏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王导言：“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戴邈言：“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戎之役，不以盛年，讲肄道义，不亦可惜？”然粪墙朽木，素质已非，雕墁之功，云胡可就？其时特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而祭酒殷茂言：“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则犹是来者皆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之旧也。（《宋书·礼志》。）《宋书·礼志》言：孝武立学，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五行志》言：大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晋志》略同。则立学未几，而所毁之屋，已侔于所造者三分之二矣。风纪败坏至此，其人尚可教乎？

　　《宋书·礼志》云：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大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学，二十七年废。案高祖诏立国学，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见《本纪》。其时学制已定，范泰尝上书论之，见本传。大祖诏建国学，事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诏言胄子始集，学业方兴，亦见《纪》；《何承天传》亦云，是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而《礼志》谓立学在二十年，盖师生集于十九年末，礼成于其翼年也。二十七年之罢，《纪》在三月，盖以军兴之故。《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八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而《礼志》不言其事，疑其实未有成。然则宋世国学修立，不及十年，可谓衰替。然其时于私家之能讲学者，为置生徒，隆其礼貌，加以资助，则其效或转在官学之上也。《隐逸传》：周续之，遁迹庐山。高祖践阼，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又《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大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此事《南史》入《本纪》，系元嘉十六年。《宋书·何尚之传》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大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南史》同。其立学不知究在何年也。其后国子学建，尚之遂领祭酒焉，亦见《传》。《明帝纪》：泰始六年，九月，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南史》云：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则其分部仍与元嘉同。《齐书·百官志》：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永明三年国学建省，尤可见孝武之兴国学，实未有成也。

　　《齐书·礼志》云：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亦见《本纪》。《王逡之传》云：国学久废，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转国子博士。《张绪传》：建元四年，立国子学，以绪为大常卿，领国子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大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大祖崩乃止。（《武帝纪》：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百官志》云：其夏国讳废学。）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亦见《纪》。）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及员外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表言：“先代不以国讳废学，永明以无大子故废，非古典。”案建武四年诏言：“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讴诵寂寥，倏移年稔。”则其废，似不以无大子也。总明观以永明三年省，然是岁又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四年，以本官领吏部，犹十日一还学，监视诸生焉。（《俭传》。）又竟陵王子良，尝表世祖，为刘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未及徙居，遇病卒。（《传》。）此亦宋世待周续之、雷次宗之意也。孔稚圭欲于国学置律学助教，诏报从纳，而事不果行，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

　　《梁书·处士传》：梁武践阼，征何胤不至，乃敕胤曰：“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又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于是遣何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设馆而外，复征及其旧日生徒，较之宋、齐，尤为异数矣。《本纪》：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儒林传》云：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南史》又有吴郡陆琏。）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此亦犹宋之立五学，特专于儒耳。七年，正月，诏大启庠序，博延胄子。国学盖自此建立。九年，三月，诏皇大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儒林传》言：于是皇大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大同七年，十二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领军朱异、大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本纪》。亦见《张绾》、《周弘正传》。）此盖与国学并立，非如宋之五馆、总明观等补国学之缺也。《陈书·儒林·陆诩传》言：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声教东渐，南朝教学之规模，盖以此时为最盛矣。

　　《陈书·儒林传》云：高祖承前代离乱，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案《沈不害传》言：天嘉初，除衡阳王府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言宜建立庠序，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诏付外详议，依事施行。陈世兴学，不害盖有力焉。其后宣帝大建三年，后主至德三年，皇大子皆释奠大学。

　　私家亦有为学人立馆者，齐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祏于蒋山南为吴苞立馆是也。事见《齐书·高逸传》。

　　《晋书·张轨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隐逸传》：祈嘉，博通经传。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李玄盛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刘曜载记》：曜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曜临大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石勒载记》云：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大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教之。大兴二年，勒伪称赵王。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五府。于是擢拜大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石季龙载记》：季龙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学宫。（《隐逸传》：杨轲养徒数百，石季龙嗣伪位征之。迫之乃发。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其在伪朝，盖未尝受官职，与于教授之事。）《慕容廆载记》云：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慕容皝载记》：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曰：“习战、务农，本也。百工、商贾，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皝乃命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慕容儁载记》：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苻健载记》：健败桓温后，修尚儒学。《苻坚载记》言：坚立学校。又云：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大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临大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厉，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自是每月一临大学，诸生竞劝焉。又云：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大子及公侯、卿、大夫、元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又云：坚临大学，考学生经义，上第者擢叙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又云：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七，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又云：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大学习礼。《姚苌载记》云：苌立大学。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姚兴载记》云：兴立律学于长安。（详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慕容德载记》云：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大学生。德大集诸生，亲临策试。《冯跋载记》云：营建大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李雄载记》云：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寿载记》云：广大学，起燕殿，百姓疲于役使，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皆当时偏隅割据之国，五胡僭窃之主兴学之事也。亦不徒官立也。《晋书·列女传》云：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程安寿。寿养护之。逞时年少，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大常。坚尝幸其大学，问博士经典。乃闵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正经粗集。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大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缦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母宋氏焉。《姚兴载记》云：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其厚待师儒，弘奖后学，亦视中国无愧色也。

　　《魏书·儒林传》云：大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增国子大学生员至三千。（《本纪》：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大学生员三千人。《官氏志》亦云：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大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大学于城东。（《纪》在二月。）《本纪》：大平真君五年正月，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大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自汉除挟书之禁已来，奖民乡学，则有之矣，禁人立学，未之前闻，大武此诏，果何为哉？案大武又有私养师巫、挟藏谶记之禁。（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其后孝文延兴二年，二月，诏谓当时祭孔子者，“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亦见《本纪》。）窃疑鲜卑窃据，人民图覆之者甚多，结合之资，不能无藉于宗教，孔教亦为所借用，虏乃从而禁之也。《儒林传》又云：大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本纪》：大和十年，九月，诏起明堂、辟雍。十五年，十月，明堂、大庙成。十六年，正月，宗祀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大学，四门小学。（据《刘芳传》：发敕立四门博士，事在大和二十年。）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本纪》：正始元年，十一月，诏可敕有司，营缮国学。四年，六月，诏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大学，树小学于四门。《任城王澄传》；澄表言：“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学宫虚荷四门之名，宗人有阙四时之业。可敕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诏尚书可更量宜修立。《郑道昭传》：迁国子祭酒。表言：“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大学，汉、魏五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不从。道昭又表曰：“先帝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大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建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陛下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删定律令，缪与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书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曰：“新令寻颁，施行无远。”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颁，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不报。其事皆在世宗时也。）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本纪》：延昌元年，四月，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欲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大学，四门，明年孟春令就。”然《李崇传》：崇在肃宗时表言：“永平之中，大兴版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篑。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则其事仍未有成也。《郭祚传》：时诏营明堂、国学。祚奏：“不可于师旅之际，兴版筑之功，宜待丰靖之年，因子来之力。”从之。此即李崇所谓因水旱戎马而停者也。崇此疏，《北齐书·邢邵传》以为邵之言，《北史》同。）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本纪》：正光元年，正月，诏：“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二年，三月，庚午，帝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源贺传》：贺孙子恭，正光元年，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言：“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从之。魏营学宫，阅时甚久，盖至此以一切之法敕之，乃克有成也。）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置生七十二人。及迁都于邺，国子置生三十六人。此魏立学之大略也。

　　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

　　北齐国子寺，祭酒一人，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大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见《隋书·百官志》。然据《北齐书·本纪》：文宣帝天保元年，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则法令多成具文。《儒林传》亦云：“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惟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

　　后周颇重大学。《周书·李昶传》云：昶初谒大祖，大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大学。大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足见其于此途，已颇留意。武帝保定二年，幸学，以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大和二年，七月，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宣帝大象二年，亦幸学释奠。皆见《本纪》：《隋书·辛公义传》云：周天和中，选良家子任大学生，以勤苦著称。武帝时召入露门学。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时辈慕之。《豆卢勣传》：勣在明帝时，为左武伯中大夫。自以经业未通，请解职游露门学。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学。皆足见其重视学业也。世宗雅爱文士。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听预焉。（见《周书·千翼传》。）则后汉鸿都门学之类耳。

　　郡县之学，留意者寡。以昔时兴学，多有粉饰升平之意，地方为物力所限，势不能如中央之修举也。南朝惟梁武帝尝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事在天监四年，见《梁书·儒林传》。）外此无闻焉。北朝则规制颇详。然亦徒文具而已。《魏书·显祖纪》：天安元年，九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儒林传》云：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议盖发自李?，成于高允，皆见本传。《允传》言“郡国立学自此始”焉。此云乡学，兼郡县之学言之。州郡之学，对县以下之学言，亦曰大学。《李平传》言平在相州，修饰大学。《高祐传》言祐为兖州刺史，镇滑台，以郡国虽有大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崔挺传》：挺族子纂之从祖弟游，转熙平大守，大学旧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闲敞之处，亲自说经。《北史·郦道元传》：道元试守鲁阳，表立黉序。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是也。（成人之教，对童稚之教言之，亦曰大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大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洒”是也。）“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治。”（《北齐书·儒林传》。）可见规制徒详，并无益于实际也。

　　《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反于齐民。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廷，萧艾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诏曰：“学业堕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北齐书·杜弼传》：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答如响。大为甄所叹异。是魏、齐学制，学生不徒当地，并当由中央遣使校练也。此等考试，盖非徒校其学业，《北齐书·儒林传》言“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已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是也。魏世李?在相州，奏请立学。言“臣自到已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此即元英所云：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则其制，又不始自北齐矣。（高允表论立学，言“学生当取郡中清望，先尽高门，次及中第”，亦以当时选举，首重阀阅也。）然亦有徒为视化行礼之计者。如庾亮在荆州，缮造礼器俎豆之属，欲行大射之礼。（《宋书·礼志》。）蔡兴宗守会稽。三吴旧有乡射礼，元嘉中羊玄保为吴郡行之，久不修，兴宗复行之是也。《周书·孝义传》：张元有孝行，县博士等二百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则学校中人，又兼有旌别淑慝之责矣。

　　《学令》所列，地方虽多不克举，然闲遇贤吏，则亦有极留意于是者。《宋书·礼志》言：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下教极言恢复之谟，有资教学。“令参佐大将子弟悉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事以亮薨而废，然其规模，则可谓弘远矣。《晋书·范汪传》：汪为东阳大守，在郡大兴学校。子宁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补豫章大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言其奢浊，抵罪。孝武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古者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盖不先富则教无所施，况以兴学而致劳扰？然但就兴学论，则汪与宁，可谓世济其美矣。唐彬监幽州军，领护乌桓校尉，兼修学校，诲诱无倦。范粲迁武威大守，到郡则立学校。杜慧度在交州，崇修学校。此兴学于边疆之地者也。魏初张恂为常山大守，开建学校，优显儒士。薛谨为秦州刺史，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兴焉。崔挺子孝孝庄初除赵郡大守。郡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遗，斗粟数缣。孝招抚遗散。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此兴学于兵荒之后者也。郦道元立学鲁阳，以教蛮人。（见上。）贾彝孙儁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儁乃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此兴学于僻陋之区者也。萧宝夤刺徐州，起学馆于清东。寇儁为梁州，令郡县立庠序。则南北接界之地，亦多有学。《魏书·郦范传》：弟子恽，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为主簿，令其修起学校。（亦见《延儁传》。）则僚佐之贤者，亦能佐长官以兴学矣。

　　《宋书·隐逸传》：沈道虔，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梁书·处士传》：诸葛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大守张友，为起讲舍。《魏书·崔休传》：为渤海。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西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恒千余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此私家教学，地方官加以资助者也。

　　乡党之地，庠序盖寡，亦间有相沿不替者。《陈书·儒林传》：顾越，吴郡盐官人。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齐书·高逸传》：顾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欢亦盐官人也。

　　《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言：“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受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官长皆月至学所，以课其能。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此言教育普及最早者也。传授往往偏于学术、技艺，然人之可用与否，实尤在其德与才。世固有不能读书，亦无膂力，而践履惇笃，足受命于危难之间，智计纵横，可与谋于仓卒之际者。偏于学艺，宁免弃才？今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立意可谓周至。且不专于文而兼及于武，尤智德而外，不废体育之义也。（自来言教育者，多偏于文，南北朝之世，颇有兼重武者。《齐书·崔祖思传》：祖思启陈政事，谓宜于大庙之南，引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魏书·韦阆传》：阆族子或，为东豫州刺史。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表立大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皆其事也：亦兵争之亟使然欤？）朗又言“国学宜详考古数，部定子史，令书不烦行，习无糜力”，尤足救支离破碎之弊。必如此，乃可施诸人人，而非复经生之业也。

　　《梁书·儒林传》言：“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大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横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陈书·儒林传》谓：“所采缀，亦梁之遗儒。”证以梁武帝敕何胤之语，南朝儒学，较汉世为衰落，盖非虚辞。而《魏书·儒林传》云：“世宗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齐书·儒林传》云：“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周书·儒林传》云：“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岂北人之好学，能远逾于南人哉？其非实录，盖可知矣。合各种记载通观之，大抵南北学业，皆以平安时为盛，而北方最盛仍在山东，则近于实也。（《隋书·儒林传》，谓其时京邑达于四方，皆有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犹北朝时之情形也。）斯时大儒，从学者之数，见于《儒林传》者，大者千余，小者数百，最多者或至万人。散见他处者，亦大致如是，（如《晋书·唐彬传》：谓其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恒数百人。《隐逸传》：霍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宋纤，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瑀，弟子著录千余人。《齐书·刘传》：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高逸传》：顾欢，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沈驎士，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徐伯珍，受业生凡千余人。《梁书·臧盾传》：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南史·贺玚传》：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魏书·高允传》：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刘昺传》：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昺受业者五百余人。《冯元兴传》：教授常数百人。）惟此特就其盛者言之，统观其全，设教者及从学者，皆当不逮汉世之多也。

　　为学之序，初入学者，皆读《孝经》、《论语》。若求深造，则更读他经，亦有诵习文辞者。（《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又云：“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又云：“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魏书·外戚传》：冯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宋献公整，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隋书·蔡王智积传》：父景王整，高祖龙潜时与不睦。大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有五男，止教读《孝经》、《论语》而已。亦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儿子有才能以致祸也。《韦师传》：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文学传》：王頍，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皆时人为学，始于《孝经》、《论语》，次及《诗》、《礼》之征也。读《易》者多为玄言之资，治《尚书》、《春秋》者，则较少矣。）初学之师，仅求其能管束生徒，使就轨范。（《北齐书·高昂传》：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周书·晋荡公护传》：其母与之书，言其小时与元宝、菩提及姑儿贺兰盛洛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四人谋欲加害。可想见当时为童子师者之风气也。）求深造者，自宜学有渊源。又弟子或欲依附其师，或又欲与同学者相交结。（《梁书》言臧盾处同学间无所狎比；《隋书·高祖纪》云：初入大学，虽至亲昵不敢狎，则当时同学相狎比者多矣。《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大祖令与诸子同就学，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元谐、王谊虽不终，初亦以同学相亲密，谊赐死时，诏犹以是为言也。《魏书·张普惠传》云：普惠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少同砚席，情自易亲，仕途攀援，何所不至？其欲相交结，固无足怪。不独同学，即师弟子间，亦何尝不如是。达官如唐彬，充隐如霍原，皆以教授为务，岂真欲守先待后哉？从之游者，又皆为传道授业计乎？《晋书·儒林传》言：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汜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然则广蓄门人者，多非清静之士矣。）则必取有名之士，求诸通都大邑之中，有不远千里者。（争名者必于朝，争利者必于市，读《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述邴原之事，已可见之矣。势利之途，古今一辙。索靖与乡人汜衷、张甝。索、索永，俱诣大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索亦少游京师，受业大学。即所谓争名者必于朝。魏世宋县，亦敦煌人，随其妹夫至酒泉，追师就学，亦欲多历都邑，易于有闻也。高允负笈担书，千里就业。窦瑗年十七，便荷帙从师，游学十载。魏质年十四，启母求就徐遵明受业，母以其年幼，不许。质遂密将一奴，远赴徐学。见《北史·魏收传》。杨尚希龆乱而孤，年十一，辞母受业长安，见《隋书》本传。此等岂尽为学问计哉？）此等大师，罕亲讲授。（《晋书·隐逸传》：杨轲，养徒数百。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受业门徒如此，徒著录者可知。《魏书·李孝伯传》：兄孙郁，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弟子亦多务虚名，鲜能辨其师之优劣，而哗世取宠之士，遂得以自欺欺人焉。《魏书·儒林传》：张吾贵，年十八，本郡举为大学博士。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佑粗为开发。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其徒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谓刘兰云：“君曾读《左氏》，为我一说。”兰遂为讲。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兰乃伏听。学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辩能饰非，好为诡说，由是业不久传。此等人可以为人师乎？然以诡辞动众，亦能取宠一时，而铿铿说经者，或反为人所讥评焉。（《周书·儒林传》：樊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尝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皆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学问之道，尚有是非可言乎？当时传经，最重讲说。讲说之间，惟音辞风采是尚，（《樊深传》又云：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梁书·儒林传》：卢广，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又陆倕、徐勉书荐沈峻曰：“《周官》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北齐书·儒林传》：权会，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临机答难，酬报如响。动必稽古，辞不虚发。由是为儒者所推。贵游子弟，或就其宅，或寄宿研家，昼夜承问，受其学业。《隋书·儒林传》：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蕴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或取办于口给以御人，能平心研讨者盖寡。（《周书·儒林传》：熊安生。天和三年，齐请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最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观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以口给御人始，而以请益从善终，可谓为学之榘范，然如此者不多也。）乃有轩眉攘腕，致失儒者之风。（《陈书·儒林张讥传》：天嘉中，迁国子助教。是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庠。讥与弘正论议，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坐以为笑乐。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魏书·儒林传》：李业兴，至于论难之际，高声攘振，无儒者之风。《北史·儒林传》曰：文襄集朝士，命卢景裕讲《易》。业兴子崇祖，时年十一，论难往复，景裕惮之。业兴助成其子，至于忿阋。文襄色甚不平。此等论难，真令人齿冷矣。《隋书·辛彦之传》：吴兴沉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难。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重岂不能抗彦之，无亦窥高祖意旨，不欲尽言邪？此等论难，又足辨正名理乎？）甚至植党相争，（《魏书·儒林传》：李业兴，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时有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遵明声誉未高，著录尚寡。业兴乃诣灵馥黉舍，类受业者。灵馥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业兴默尔不言。及灵馥说《左传》。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径还。自此灵馥生徒，倾学以就遵明，遵明学徒大盛，业兴为之也，何必徒取诸彼以与此邪？）枉道相倾，（《隋书·儒林传》：元善为后进所归，何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终至相戕相贼者。（《魏书·儒林传》：陈奇与游雅以议论不合。时敕以奇付雅，令铨补秘书。奇既恶之，遂不复叙用。高允微劝雅。雅谓允有私于奇。乃取奇所注《论语》、《孝经》，焚于坑内。告京师后生，不听传授。后竟陷奇于族。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无怪真能为学者，欲自师其心也。（《魏书·儒林传》：徐遵明，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服膺数日，乃私谓其友人曰：“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师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魏大儒秘书监惠蔚，灵晖之族曾王父也。惠蔚一子早卒，其家书籍多在焉。灵晖惟寻讨惠蔚手录章疏，不求师友。可见当时经生之业，原可自求也，）学问既可自求，从师复有何义？而乃赢粮负笈，千里追寻，谓非驰骛声气得乎？

　　当时就学之徒，实以贵游为众。不独国子、大学，即私家之门，亦复如是。（如《周书·卢辩传》言：魏大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而教学之风，亦即为此辈所坏。《北齐书·儒林传》言：“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周书·薛端传》亦言：“大学多是贵游，好学者少。”《陈书·新安王伯固传》，言其为政严苛。为国子祭酒，有惰游不习者，重加槚楚。生徒惧焉，学业颇进。国学而至烦槚楚，其风纪可知矣。《梁书·百官志》言：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梁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今观学生，或由荐召，便知寒畯与此之难。（如张缵以尚主召补国子生。贺玚为国子生，乃由刘之荐。魏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俊秀者，欲以为中书学生。张安世年十一，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学生。索敞为中书博士，京师大族贵游之子，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惰游习为固然。（《晋书·吕纂载记》：苻坚时入大学，不好读书，惟以交结声乐为务。此乃当时风气，正不独纂为然也。）谄谀不知可耻。（《南史·王昙首传》：玄孙训。初补国子生，问说师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劳虚想。及观容止，若披云雾。”俄而诸袁子弟来。昂谓诸助教曰：“我儿出十数。若有一子如此，实无所恨。”谄谀之态，令人作呕。）虽有考试，悉成具文。（《陈书·袁宪传》：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谒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爱其神采。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会弘正将登讲坐，弟子毕集。乃延宪人室，授以塵尾。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邪？”何、谢于是递起义端，深极理致。宪与往复，酬对闲敏。弘正谓妥曰：“恣卿所问，勿以童稚相期。”时学众满堂，观者重沓，而宪神色自若，辩论有余。弘正请起数难。终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还咨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修。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邪？”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谓君正曰：“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寻举高第。此等考试，岂徒有名无实邪？又《文学传》：岑之敬，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坐。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亦一时兴到壤法之举也。）不务大成，惟求早达。（齐世国学，限年十五，已见前。《宋书·范泰传》：高祖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言：“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是宋世学制，亦以十五为入学之年也。然史传所载，入学之年，多视此为早。如梁王份之孙锡，十二为国学生；许懋十四入大学；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对策高第；陈萧干，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周弘正年十五，召补国子生，皆是。徐勉年十八，召为国子生，犹其晚者矣。学于私家者亦然，如魏范绍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是也。又不徒弟子也，即博士亦然。高允议置郡国学官，请博士年限四十已上，助教限三十已上，《南史·贺琛传》云：“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意亦以为已早。然有十八而举为博士之张吾贵矣。）论兴学者，多欲以此息华竞，而所为若此，不将转扬其波乎？诸生中自有孤贫好学者。（《晋书·隐逸传》：祈嘉，酒泉人也，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梁书·儒林传》：范缜在刘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布衣，徒行于路，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陈书·儒林传》：驾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敝，盛冬止衣襦袴。《魏书·刁冲传》：虽家世贵达，及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自直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代己，身自炊爨。《周书·柳虬传》：年十三，便专精好学。时贵游子弟就学者，并车服华盛，惟虬不事容饰。皆可见当时学者，贫富不同，奢俭亦异。）此辈除爱好坟籍，出自天性外，自不免有志于宠荣。次亦欲求免苦。（参看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所引葛洪论贡举之语。《魏书·儒林传》：董征，除安州刺史。因述职路次过家，置酒高会，大享邑老。乃言曰：“要龟反国，昔人称荣，杖节还家，云胡不乐？”因戒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时人荣之。此与《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引桓荣之事，可以参观。皆为学积年，而未能化其梯荣之志者也。赵至感母言，诣师受业，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至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师怪问之。至曰：“我小，未能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师甚异之。年十四，诣洛阳游大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回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后乃亡到山阳求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游邺，复与康相遇，随康还山阳。改名浚，字允元。及康卒，至诣魏兴，见大守张嗣宗，甚被优遇。嗣宗迁江夏相，随到涢川，欲因入吴。而嗣宗卒。乃向辽西而占户焉。辽西举郡计吏，到洛阳，与父相遇。时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归。至乃还辽西。幽州三辟部从事。断九狱，见称精审。大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既而其志不就，号愤恸哭，欧血而卒。时年三十七。树欲静而风不宁，有志不遂，卒殒其身，亦可哀矣。然亦可见求名者必违乡里，学校与贡举，如一辙也。）而朝廷所以遇之者极薄。（《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曰：“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魏书·儒林传》言：“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然废帝时羊深请修国学，谓“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又云：“当世通儒，冠时盛德，见征不过四门，登庸不越九品。”可见南北两朝，其待儒生皆薄。庾亮在武昌，下教曰：“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可见自他途进者，较学校为多也。）来者所期，仍不过免役而已。（庾亮兴学，可谓情殷，然下教亦云：“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殷茂谓国学混杂兰艾，亦云惮业避役。）传士之选亦日轻，务进取者皆不乐为。（《晋书·儒林传》：孝武帝以徐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大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已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梁书·张充传》：征拜国子祭酒。登堂讲说。皇大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当也。《周书·儒林传》：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选，以沉重补国子助教。《魏书·穆崇传》：玄孙弼，高祖初定氏族，欲以为国子助教。弼辞曰：“先臣以来，蒙恩累世。比较徒流，实用惭屈。”高祖曰：“朕欲敦厉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周书·吕思礼传》：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户郎中，寻以地寒被出，而得兼国子博士。可见其礼与选之轻。《宋书·谢方明传》言：其伯父邈为吴兴大守，舅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往投。邈并舍之郡学，礼待甚简。二人并忿恨，遂与孙恩通谋，亦可见当时遇儒者之薄也。）以视汉世，博士、博士弟子，皆为通显之阶者，迥不侔矣。宜乎论者皆有不承权舆之叹也。

　　《晋书·苻坚载记》：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北齐书·儒林传》：魏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礼（即仲礼。）于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大原公已下。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之亡，复征中山张雕，（即张雕虎。）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大子、诸王经术。（《神武纪》：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禽，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李铉传》：武定中，李同轨卒后，高祖令世宗在京，抄简硕学，以教诸子。世宗以铉应旨。征诣晋阳。时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及工书人韩毅，同在京馆，师友诸王。）又云：鲍季祥从弟长暄，武平末，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贵游子弟。《杨愔传》云：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十余人。学庭前有奈树，实落地，群儿咸争之，愔颓然独坐。其季父，适入学馆，见之，大用嗟异。《周书·儒林传》：樊深，于谨引为其府参军，令在馆教授子孙。乐逊，大尉李弼请其教授诸子。魏废帝二年，大祖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经授业。《贺兰祥传》：父初真，尚大祖姊建安长公主。祥年十一而孤，长于舅氏。特为大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北史·儒林传》：刘昼，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景穆十二王传》：阳平王新成之子钦，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反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尒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惭。于是待客稍厚。钦子子孝，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此皆富贵之家，延师于家，以教其子弟者也。贵游入学，诚未必能学问，然如此，则益与平民隔绝矣。（当时贵人，并有使儒生教其奴隶者，《魏书·温子昇传》：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是也。儒业亦可谓轻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