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成了宋朝最耻辱的事件，也是最悲惨的事件，比起后来南宋灭亡，宰相抱着小皇帝跳崖自尽，还要凄惨！

　　《宋俘记》中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有近半数1500名妇女死去。1900名未死者中，一部分送往上京，听从金太宗发配，其中上千妇女被赐给金国留守方的人员，另有三百人留住浣衣院，这些人都被迫随女真乡俗，“露上体，披羊裘”，即所谓“牵羊礼”。

　　宋徽宗的郑皇后、宋钦宗的朱皇后也被同样处理，朱皇后不堪受辱，回屋后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而死。另一部分留在燕京被赏赐给伐宋的金兵，许多妇女被卖进娼寮，有的还被完颜宗翰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

　　宋徽宗和宋钦宗也很凄惨。

　　这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

　　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和郑氏、朱氏二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

　　宋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

　　宋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

　　日暮宿营时，金兵“絷帝及祁王（赵模）、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

　　四月十日，自巩县渡黄河，驾车的人对随行的同知枢密院事张叔夜说，将过界河，张叔夜悲愤难抑，仰天大呼，扼吭而死。

　　五月下旬，过太和岭时，宋钦宗等人都被缚在马背上。

　　七月二十日，宋徽宗、宋钦宗在燕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悲愤不已。

　　金人把被掳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

　　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重昏侯”。

　　二帝被劫持到北方后，先被关押在五国城。

　　宋徽宗自幼安享尊荣，哪里受得了这个苦？当下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但被赵桓抱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

　　后来，金人又将二帝移往均州。

　　此时，宋徽宗已病得很厉害，不久就死在土炕上了。

　　赵桓发现时，宋徽宗的尸体都僵硬了。

　　宋徽宗的尸体被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

　　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

　　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但被人拉住，说活人跳入坑中后，坑中的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所以，不准宋钦宗跳入坑中。

　　宋徽宗死时五十四岁。

　　宋徽宗死后，宋钦宗继续遭受折磨，最后也惨死在北方。

　　宋徽宗在被俘后，写了一首《在北题壁》的诗：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无南雁飞。

　　孤独、凄凉之感，跃然纸上。

　　他如果知道自己后来死得那么惨的话，肯定会后悔当初的奢靡生活，肯定会后悔当时的重用奸臣，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他当初只顾享乐，最后凄惨而死，真是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宋徽宗，真是个死不足惜的皇帝，也是个不值得同情的皇帝！

　　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照样不值得同情！

　　按道理来说，国家是他老子折腾成这样的，与他无关，他应当得到同情。

　　可是，实际上，他也不值得同情！

　　为什么不值得同情？

　　因为他没有坚持抵挡外敌的勇气！

　　在他重用李纲，抵挡住金军的时候，他就应该鼓起勇气，坚持抵挡金人！

　　可是，他没有，在金人要求合议的时候，马上同意，还把李纲等抗战派贬出朝廷，尽用一些无能的投降派。

　　他以为，用他的屈曲求全，可以议和成功。

　　哪里知道，金国是虎狼之国，哪里讲信用？只是欺骗赵桓而已！

　　最后金人撕毁条约，再次进攻，宋钦宗应当明白，此时的他，除了拼死一战，没有别的路子可以走了！

　　哪里知道，他相信神棍郭京，使得外城失守。而外城失守后，宋钦宗尤可最后一战，可是，他没有，再次去求和，最后，落入敌人手中，受尽屈辱而死。

　　战，可能是死，投降，也是个死，可是，赵桓为什么不选择拼死一战呢？

　　说到底，就是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导致没有了智慧！

　　我们前面说过，优秀的品质，也是智慧之一！

　　假如赵桓有了优秀的品质之一：勇敢！

　　我相信，他一定会拼死一战！哪怕战败而死，也留下个好名声！

　　一个男人，可以失败，但是，绝不能不战而败！

　　战而败，那是命运如此，无可奈何；不战而败，那是懦夫，那是蠢人！

　　宋徽宗赵佶，是个烂人；而宋钦宗赵桓，不过一懦夫，一蠢人而已！

　　想当初，赵匡胤兄弟，何等英武神明，何等英勇，他们要是知道有宋徽宗和宋钦宗这样的后代，真是气杀他们！

　　北宋的灭亡，给南宋还有以后的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

　　他们通过思考后，进行深刻的总结，一致认定其祸首就是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

　　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王夫之在他的《宋论》里指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

　　由于王安石的变法，使得北宋的朝政内讧不断，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

　　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罪魁祸首。

　　王安石的变法，本身没有错，但是，从他变法开始，打击保守派，开始派系争夺，使得政局动荡，从这一点来讲，他确实是罪人。但实际上，北宋的灭亡，最大的责任人，还在于宋徽宗赵佶，其次是宋钦宗赵桓，再次才是王安石变法后的动荡政局。

　　赵佶之所以成为第一责任人，是因为他统治的二十几年间，正是北宋最黑暗、最腐败的统治，他自己只顾过糜烂生活，朝廷任由小人当政，鱼肉天下百姓，使得经济落后，军队毫无战斗力，再加上这些小人没有见识，所作出的决策，都是错误的决策，北宋焉能不灭亡？所以，赵佶真是碎尸万段，都不足以抵消他的罪过！

　　至于宋钦宗赵桓，他要是不驱赶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出朝廷，好好组织军队，和金人坚决抵抗到底，大有可能不用亡国。因为，后来的赵构，通过抗战，证明了金人是没法灭亡南宋的。赵桓要是勇敢一点，他一样能做到这点，可惜，他是懦夫，不足以成事。

　　一个人，病入膏肓，往往是长期累积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走到亡国这一步来，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一步步走向亡国的。所谓积重难返，无可奈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