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想也没用。因为还没走到这一步，她便不再有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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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毕业后，她在东京找了份工作。经济下行，流年不利，nhk这样的大公司已进不去，普通小报倒是不缺劳动力。于是签了协议，从一线记者做起。

　　刚入行时空得很，每天五点下班，遇见同事过生日，还能浑水摸鱼骗块蛋糕吃。天地开阔，心情也好，于是父亲来电话，说要和她吃顿饭，她便点头答应，没有拒绝。

　　又是怀石料理，摊开菜单，心头便涌现上次见面时不欢而散的回忆。早川在冰凉的石凳上坐直了，轻轻咳一声，纷纭的往事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父亲坐她对面，低头看手机，对这厢的惊涛骇浪浑然不觉。他从来如此，选怀石料理也不是为了暗示什么，只是懒得选餐厅，以为贵的就是好的。

　　她常常听大学室友提起自家老爸，唠唠叨叨的老头子，会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去厨房偷酒喝，实在不行，料酒也喝。室友嫌他太吵，每次家庭电话要打半小时，百句里挑不出一句有用的。这一切在早川眼中却新鲜。她父亲从来惜字如金，从前开口就要伤人，现在呢，连口都不开。雅座里静悄悄的，隔着小窗，能听见外头流水叮咚。父亲问她工作如何，问完了便无话，她毕竟大闹过一通，他不接受也得接受。沉默中，早川打量着眼前碗碟，才发现父亲那份甜点一口未动。她刚巧喜欢杏仁豆腐，便问他要不要。父亲急忙把盘子递给她，如蒙大赦。

　　三个月后她接到电话，说父亲晕倒在家门口，被邻居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拿着ct结果进办公室一问，才知道是胰腺癌。此时好像大梦初醒，想起那日吃饭时他小心翼翼的表现，才知道高血糖的人，是半点甜食都不敢碰的。难怪他欲言又止，满脸的心事。

　　为什么不去检查？这样的话，她从来没问过。父亲已经退休，被返聘回医院坐诊，因此答案不是太忙无空，就是有意疏忽。问了便要担责任，那责任庞大而陌生，非她所能承受。她只是陪着他，在东京的专门医院做过许多次化疗。有时也会在医院对面专供病人吃饭的餐厅打发晚饭。食物一律清淡，有小份的山药泥和蔬菜汤，她和父亲点好菜，对着巨大的落地窗坐下，看见一轮月亮，在医院的红十字标志后面很慢很慢地亮起来。

　　胰腺癌几乎是无药可救的病，更何况父亲查出来就是晚期。化疗几个月，没有用，医生好言相劝，让她们回神奈川。回去时她替父亲开车，途中天降骤雨，她把车停在高速公路紧急停车带上，躲过头顶黑压压密不透风的乌云。副驾驶的父亲已经睡着，悠长的鼾声充斥着狭小的车厢，她直愣愣盯着模糊一片的前挡风玻璃，想起父亲刚才问，要不要给她买辆车，回来方便。

　　“回来”，听起来好陌生的词。她干脆关了雨刮器，靠在椅子上，回到哪里来呢？

　　父亲替她交了首付，又打给她一半的车贷。等下一次，当她把自己的车停到父亲家楼下，提着大包小包营养品上楼，才发现母亲也来了。小小的二居室，一下子塞进三个人，竟有种转不过弯来的壅塞。早川凝视着母亲近在咫尺的脸，心里默默想着，她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要来？她经常来吗？

　　不过这些，她依然没有问。母亲也什么都没说。她没有说“夫妻一场”，也似乎什么都不必说。早川在沙发一端坐下了，起初坐得僵直，屁股只占半个沙发，后来累极，干脆靠下去。无人管她。家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就像周会上挨领导批评，只要装作自己有认真反省就可以了。而她小时候竟妄想和所有人讲道理，道理讲不通，还非要追根究底，寻找原因。

　　如果真要讲道理，那她们坐在一间客厅，算是什么呢？现在她、幸村、母亲，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又算是什么呢？

　　那碗汤端上来的时候，早川还是懵的。她是真没有想到，这些年过去，父亲居然会烧饭了。而且居然是这样一桌饭，汤淡了，鱼咸了，便利店买的和果子又甜又黏，胶水一样糊在嘴里，让她说不出话，父亲问味道，只能猛地点头。

　　这样的一桌饭，好像也可以吃一吃。咸了就喝一口汤，嗓子眼堵了就倒一口水，混在一起，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外头是风声雨声，而她们居然可以这样平安的，坐下来，面对面，吃一餐团圆饭。

　　其实现在这餐饭，也像是团圆饭，更何况外头还下着雪。幸村君大概是有点妇女之友潜质的，母亲已经被他那副温和风趣的表象欺骗，正掏出手机，给他展示过去十年自己为早川拍的照片。大部分都很丑，有些是大学三年级的寒假在家跨年写论文，挂着两个大眼袋，半长不短的头发油乎乎一片；有些是那年从北海道做志愿者回家，为了省钱买了最便宜的车票，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车时腿都僵了，差点给母亲拜个早年。

　　早川说你不要败坏我形象好吗？母亲说这算什么败坏，你不就这张脸吗，也只有自己看得出好看不好看的区别。早川说行行行，你们还要加菜吗？幸村说不用了，你这照片……

　　早川瞪他：“看着就饱了是吧？”

　　幸村微笑：“也是秀色可餐的一种。”

　　早川朝天翻了个白眼。目光落下来，轻轻划过母亲的脸。她大概也很盼望这么一天吧，可以和一个原本陌生的人，细细讲起她的女儿，她大部分时候都不怎么靠谱的女儿。其中有些话，早川自己都没有听过。这些年她也习惯了这样的摇摆，桌子对面的人，偶尔不像母亲，偶尔又只是普通的母亲。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父母吵架，吵到最后总问她要跟谁。姐姐向来是高屋建瓴，说你们不要吵了好不好。她却很认真地思考，连搬出大房子、失去自己的新房间这类“现实”问题都考虑到，然后说，我要跟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