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按照胡俨引用《朱子语类》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心追求的是耳目之欲，过分了是有极大危害的，而道心追求的是天理或义理，因而是精微的，人们只有克服私欲，才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眼见局势有点一边倒，但也不好说太狠的话，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
意思就是理解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作为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但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因而减损天理。
呃，咋说呢，这种表态在一群理学极端保守的卫道士里，已经算是很平和的态度了，完全是看在姜星火的面子上才没下狠手。
今天反方们寄出来的大招，还是朱熹留下来的那套，朱熹早年曾受业于胡仲原、刘彦冲，二人皆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直到而立之年才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但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庞杂，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三板斧，而“主敬”、“穷理”、“躬践”这三板斧的问题，其实姜星火在江南治水告一段落时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大致拆解过，这里面的东西，都跟理、欲之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朱熹的学说主要就是围绕“理与欲”的关系而展开的。
杨士奇这时候眼见局势一片大好，虽然心中对始终没出声的姜星火和姚广孝有忌惮，但也晓得这时候是开口的好机会，于是说道。
“诚如朱子所言，有天理便有人欲，便似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好，便有人欲冒出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理本多，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但这种关系同样是此消彼长的，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绝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
接着，杨士奇又举例道：“譬如楚汉之争，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这时便需安营扎寨，慢慢苦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王叔明何须玻璃窗？便是苦捱，又真能一病不起吗？”
显然杨士奇的观点属于右中右了。
这时，姚广孝忽然开口，大笑道：“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先是一愣，旋即是曹端想到了什么，然后是关学的杨敬诚面色变得古怪，这种古怪，就像是无声的浪潮一般，开始蔓延开来，整个会场都变得寂静无比。
“怎么念了一段佛经就不说话了？”
这把旁边正听得尽兴的留学生们给搞蒙了。
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理学阵营的卫道士们正在穷追猛打，怎么忽然就跟身前出现了哥斯拉一样马上就给吓停了，更不明白区区一段佛经，怎么就有集体沉默的效果。
别说是胡汉苍和吕恭这种新来的留学生不懂，就是李杰、贺段志也闹不明白。
最后还是带他们来的小胖子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里面是有个说法的，之前说过，朱熹早年学佛，而他的三板斧里的东西，很多又是缝合出来的，为了解决体系内已有的bug，不得不从体系外找补丁。
而朱熹讲的天理和人欲，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北宋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另一种说法，但张载没有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派生的，只提到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表现。
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来源于佛门的佛性论，他的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理论，在过去的儒学体系中，无论是孔孟荀时代的先秦儒学，还是两汉经学，亦或是魏晋玄学，都没有任何依据，而是佛教“真如佛性”的翻版。
正因为如此，博学的曹端才最先反应过来，而关学传人杨敬诚，自然也晓得自己流派祖师张载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而后就是其他大儒。
如果光是借鉴，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儒释道三教发展了上千年，互相借鉴的地方多了去了。
但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过，朱熹早年是学佛的，朱熹构建的体系，是以天理为人心的“本体”，且这个天理也是净洁无瑕的，但这在传统儒学体系中也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这个根据哪里来的呢？
就是姚广孝念的这段佛经的意思。
《大乘起信论》中有“一心二门”之说，认为“心”同时具有“真如门”和“生灭门”两方面，真如如水，生灭如波，水为波之体，波为水之用也就是说，“真如门”近似于“无垢识”、“寂灭心”的概念（跟张载的天地之性基本是一个概念），即“如来藏”；而“生灭门”接近于作染净依的“阿黎耶识”（类似于张载的气质之性），这二门包含世间一切事物现象，体现着诸法唯识的精髓。
“心真如”包含两方面性质：一是“如实空”，即“离相”、“无念”，是纯净无任何杂染的存在；另一是“如实不空”，即永恒不变的静止存在。由于“心真如门”是绝对纯净不动的本体，故难以解释染净、动静、一心与俗世诸复杂关系，《起信论》就用“心生灭门”来解释这些关系，也就是“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
所以，“阿黎耶识”就是“生灭心”，是根据心的“不生不灭”而存在，是“不生不灭”给合“心生灭”的产物。
而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性不生不灭”被称作“觉”；处于阿黎耶识生灭心状态的“心生灭”被称为“不觉”。
“觉”除具有“心真如”的“如实空”（纯洁无染的存在）、“如实不空”（永恒静止的存在）的双重性质之外，还具有“因熏镜”和“缘熏镜”两种特殊作用。
“因熏镜”是指“觉”如镜，世界一切事物现象莫不显现其中，因为“觉”能常住“一心”，而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在“一心”为本性，觉性虽是“不动”的，但具有一切“无漏法”，成为众生得以成佛的依据，众生之所以厌生死、求涅盘，在于“觉”对众生自身起内因熏的作用。
“缘熏镜”则是指“觉”对解脱众生起一种外缘熏的作用，所以“觉”既是“静”的，寂然不动地蕴含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为众生所有；同时它又是“动”的，能出离生死、同染转净以普度众生。
好，解释到这里，相信不懂佛学的人已经基本懵圈了。
但是没关系，有程朱理学翻译版的内容。
――也就是《朱子语类》里经典的“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这东西跟《大乘起信论》不说一模一样吧，也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就是把佛家用语翻译成了儒家的。
朱熹认为凡人之生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禀受“理”作为本性，道德意识发自作为本体的理，感性情欲根于构成血肉之躯的气，道德意识常存于心灵深处，所以为“微”；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流于不善，所以为“危”。
朱熹觉得这就是《尚书》（相传是伪作）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其思想的佛家根源，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说成是“人心”和“道心”的对立，给自己找了个出处。
客观来讲，很扯淡，属于是先射箭后画靶，先得出结论再去寻找出处，但朱熹就是这么缝的，“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那么朱熹有没有创新呢？
有，还真不是完全照抄，还加了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朱熹还认为“道心”即是体现“天理”的“义理之心”，因此“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嗯，一切都要回归于伦理道德，也就是三纲五常，而不是像佛家那样“色即是心，心即是色”。
这样明确了道心是伦理纲常的本质所在，也与佛家超道德的“真如”本体区分开来，也就把单纯地视人的七情六欲为“障道因缘”的弱点给打了个补丁，如此同佛家禅定之学划清界限后，朱熹在道德修养上主张“格物”来消除人欲之私接下来就是“敬”“诚”那老一套了。
见众人不吭声了，姚广孝继续说道：“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大儒，如此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朱子天理人欲之说，本就非是儒家所言，乃是凭空造物，如何能令人苦捱风雪？世上之物，诚心主敬固然重要，可明辨真伪，同样意义重大。”
好强的攻击性！
老和尚这就是说，你们刚才叫的那么凶，可这套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理论，从源头上就不是儒家的东西，拿来骗百姓的，怎么自己都信了？
而且还不留痕迹地挤兑了一下程朱理学。
说完，姚广孝算是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可是憋了他好多年了。
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老和尚作为佛家的定海神针，是真真正正地承担起了护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而这本书，就是之前给朱棣看的那本，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程朱理学对于佛经的剽窃和曲解。
但以前势单力孤，你是黑衣宰相，面对这么多张嘴，也说不过。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姜星火的众多新思想的大力支持，老和尚终于有底气毫不顾忌地正面反驳程朱理学了。
这里面有个梗，就是二程都想用“主敬”来替代周敦颐的“主静”，朱熹也想通过“格物”来作为修行法门，理学内部也是讲叠代贡献的，每一代大师都要留下点自己的创新点，但无论是“格物”还是“主敬”，处处都可以看到佛家的影子，朱熹一面批评佛家的坐禅，一面提倡静坐，所谓“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就是朱熹的静坐法门了。
也就是说，静坐在朱熹这里是方法，目的是为了体会道理，也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的。
但理学的静坐与佛教的坐禅，在形式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静坐到底是为了出家，还是要诚心正意居敬持志继而反求己身，那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程朱理学从“主静”到“主敬”再到“格物”，历代大师的儒家风格算是愈发明显，但是无论多么明显，终归是逃不脱佛教禅修的窠臼。
眼见着被姚广孝一番话扭转了颓势，双方攻守之势异也，这时候自知继续在“人心道心”这个根源上纠缠，是一定会被拖到不堪境地的，杨士奇也是豁出去了。
“凭空造物，未必不能苦捱风雪，人生于世，便存于道德风俗之中，如伊川先生（程颐）所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的杀伤力，想必无需多言。
这种言论，属于理学极右中的极右，一般卫道士都说不出这种话，能说出这种话的，无疑是虔诚至极的卫道士。
“好！”
姜星火这时候忽然以手击节，声音越来越大，全场瞩目。
“好一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姜星火看向杨士奇，杨士奇同样毫不退缩地看向姜星火。
“今日既然说到此处，我便想问问，王叔明是不是真要宁可冻死，也不补这扇窗户？若是如此，为了所谓的‘节’，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三纲五常，真要把人逼死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杨士奇还是这句话，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是程朱理学极端理欲观的根脚所在，属于退无可退的底线，今天谁来了都是这句话，三纲五常就是大过天。
姜星火点点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死鸭子嘴硬是吧？
姜星火开口问道：
“纲常节义可存乎理中？”
“自然。”
“饮食男女可存乎气中？”
“自然。”
“理与气可是二元乎？”
杨士奇犹豫了。
“气”是古代中国哲人对世界物质性的一种观念，这个外国人不好理解，但中国人一听“气”这东西就懂，《庄子・知北游》就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这是最早的“气本论”。
换句话说，即便是最极端的卫道士，也是承认人是由气构成的。
嗯，说句题外话，对太平街论战有印象的，应该还记得当时国子监里宗超逸等人拿来讥讽姜星火的话语。
“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众.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国师也不知道是禀何气而生？”
这些话语出自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的《渔樵问对》，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也是理学里面阐述理气的根源学说之一。
不管是把君子视作禀阳正气而生的人，还是把小人视作禀阴邪气而生的人，这里面有个根本论点，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气本论”，也就是说认为人体和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气”构成的。
实际上“气本论”并不是北宋五子才开始研究，从汉代开始，气的存在论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哲人理解和解释世界与人类的基本范式，直至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渔樵问对》，则是将其彻底发扬光大。
那么为什么杨士奇会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呢？
答案很简单。
朱熹自己也没拿准。
朱熹的理气观颇为复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理气不必分先后”的说法，也有“理在气先”的说法，有“理气决是二物（理气二元论）”的说法，也有“理气不离不杂”的说法。
后世采用的，基本上是程颐的理气观，也就是宏观微观两分法。
什么叫宏观微观两分法？意思就是从宏观上看，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二者是严格区分的，不能混淆；但如果把视角放到微观个体角度，就具体存在物而言，构成此存在物的理气不离不杂，“不离”意味着理、气是二物，“不杂”意味着理、气同在此存在物。
呃，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薛丁格的猫，又有点类似于量子力学。
具体是严格区分还是“不离不杂”，不仅朱熹不敢下定义，你就是问程颐，他自己也含糊。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气本论”来说，程朱理学这种宏观微观两分法的理气观，其实是进步的，理、气二分，以及“理”的形而上实体化和超验化，是程朱理学对哲学做出的贡献。
但破绽就在于，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没有给中间的界限下定义！
程颐和朱熹界定不了，就给后人留了坑。
别看杨士奇能高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这个“饿死”和“失节”，从理学的哲学结构上来讲，其实本质就是“理气二元论”。
那么如果详细掰扯，到底能不能用程朱留下的坑，破了这个理学极右口号呢？
一旦从理论推导上破除，这种标志性的口号都不好使了，就意味着理学的“理气二元论”被颠覆。
这种效果，就跟战场上把敌方大旗给砍倒了，是一样的。
姜星火看着杨士奇，自信地说道：
“既如此，那我们就论一论，到底饿死是大，还是失节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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