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门同时拥有监督权和执法权将会导致权柄过重，要是公正廉明倒是一件好事，比如处理事务的效率会非常快，但要是腐化之后可就要无比的糟糕。

　　御史府在几乎历朝历代都存在，大概是从有宋一朝才去掉执法权只有监督权，两宋是将执法权交到了大理寺这个部门。

　　目前汉国的执法部门有御史府、廷尉署和各地的衙门，职权上面只是在面对的阶级有区别，比如贵族、官员、百姓上面的区分，其余的权力没有不同，都能执行监督、取证、办案、判刑这一系列能决人生死的公务。

　　汉国创建仅是五年，还处于开拓期，开国的君臣暂时还没有腐化……或者说是腐化到一定程度，再来是尽管分出派别却倾轧现象不火热，倒是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以权柄为党争工具的事情。

　　桑虞当然能够发现自己被君王所疏远，他知道是因为什么，却不认为自己做错。

　　事实上，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又是站在何等的角度，思想上就会有存在什么偏见，例如世家就是要站在世家这一边，成了世家领袖理所当然也要为世家谋福利，要真的大公无私才是真正的不合格。

　　屁股坐在哪，为哪的人干什么活，小到持家，再则持族，大到治国，利益当然是要划拉到自己这一边，要说有什么错的话就只在于主次关系出现了颠倒，比如身为国之重臣窃取国家利益到自己的家族，或是私人在集体干活却摸东西回自己的家，简单的说就是公私不分的贪渎之罪。

　　到目前为止，桑虞都不认为自己身为世家领袖顾着世家集团的利益有什么错，但他分清楚了公私的主次问题。他后来一直在思考，世家怎么发展，又怎么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是在发展中与国家的利益契合。

　　本来桑虞是想不到自己觉得完美的方案，刘彦将西南半岛划为“冒险乐园”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思想大门。

　　以家族形式地向外开拓，于开拓中付出再获得利益，符合有所劳有所得的理念，再则是自己得到利益国家也有好处，是一种看上去几乎完美的共生利益。

　　认为看明白了的桑虞不再消沉，是想要重拾君王对自己的信任，那就应该有拿得出手的治国策略。

　　御使大夫看着位高权重，可也就只有监督和处置触犯律法的百官职权，无法对内政和战争指手画脚，桑虞只能绞尽脑汁地思索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改良。

　　“也就是说，大汉应当将监督权与执法权分开来，有专门监督的部门和执法的部门？”刘彦没有掩饰脸上的惊讶：“子深……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刘彦是后世而来的人，哪怕不是学律法出身，但因为后世接触信息简单，有些信息哪怕是不想学也会时常看到，虽说不是专精但至少不会陌生。

　　其实后世的很多国家，其中就包括天1朝，很多部门是集监督与执法为一身，但宣判权却是被独立出去，只是律法规定是那么一回事，能不能真的遵循规章制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纪昌仔细回忆了一下，似乎汉国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或者轰动的渎职行为，甚至可以说官员犯事也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身为御使大夫的桑虞却丢出这么一个重磅的改革议题，纪昌几乎一瞬间就猜出桑虞是想要干什么了。

　　刘彦其实也是在回忆近期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思索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能够引出桑虞来谈改革。他却不像纪昌想那么多，以君王的立场作为出发点，自然是希望国家的律法体系越是健全越好。

　　“臣只是未雨绸缪罢了。”桑虞开心啊，刘彦已经很久没有直接称呼他的表字。他觉得自己这一步走对了：“大汉秉持以法治国理念，秦法过于苛刻，大汉一直在改良律法。律法可以改良，执法部门自然也能改良。臣以为，不如一步到位。”

　　刘彦也没有掩饰喜悦，含笑问：“那子深可有章程？”

　　“臣有初步思虑，还需王上斧正。”桑虞越加觉得自己在这一件事情上的正确性，不止可以挽回君臣情谊，或许还能将名声流传于后世万代，越是这样就越谨慎，说道：“类如御史府，可在府衙之内划出几个所属部门，如转诸监督、掌执法、检索取证、主持宣判。或对国体进行改革，分所属职权专门设立的监督、执法、取证和宣判之府、署。”

　　刘彦当然是倾向于后面那个提议，要是前面那个只是内部的分权，实际上该部门的主官还是一手全抓。

　　有鉴于天1朝的一种普遍现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然后是不管哪只手都随便乱伸，导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现象，要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进行制约，那当然是再好不过。

　　纪昌在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插话了，再则说起来丞相府有权插手一切内政事务，说道：“大汉目前有御史府和廷尉署，御使大夫是要针对这两个部门进行改变？”

　　说起来，桑虞其实还是要先和纪昌这个丞相至少是通通气，不应该是直接捅到君王这里。纪昌理应是表达出不满，属于合情合理。

　　“仅是初步探讨……”桑虞自然知道自己理亏，往大了说还是蔑视丞相。他不与纪昌事先沟通，其实还是内心有怨言，只以为上一次之所以被警告有纪昌搬弄是非的嫌疑。他不得不补充一句：“若有所作为必然是要汇报于丞相。”

　　刘彦现在的关注点不在于丞相与御使大夫的龌蹉，径直对桑虞说：“子深细细道来。”

　　桑虞显然是有做过很深的思考，对于微小改革与大动作改变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又不表现出倾向于哪个，很谨慎地表达出一切取决于君王的意志。

　　在隋唐初期的时候，御使大夫所属就开始从拥有执法权转变到只有风言奏事的权力，到了两宋才算是真正地以国策方式确定下来，不过得说的是两宋的御史一般就是个副职，但凡是位高权重的官员都会有一个御史的头衔。而宋朝官员一般情况下是身负多职，实权官以及一系列头衔多到吓人，一般情况下除了实权官之外，另外的官职只是领俸禄的附属品。

　　御史完全靠嘴巴吃饭是到了有明一朝，鉴于儒文化发展到明朝已经差不多烂到底，御史其实已经失去了本来的职责，变成博取名声的工具，甚至是演变成党争的利器。

　　刘彦一边喝茶一边做出思考状，他比较好奇桑虞的改革是个什么方式，直属的御史府在这一次改革中会被定位在什么角度。

　　御使大夫从三公九卿制定型之后就设立，御史府一直以来的存在感却不是太强，大多数时候是作为丞相府的附庸存在，相反是廷尉署可谓是凶名赫赫，但廷尉署更多的时候是皇帝用来对付百官和贵族的利器，才有廷尉是皇帝头号鹰犬的说法。

　　在刘彦看来，由御使大夫亲自提出的改革，恐怕不会让御史府变成一个只有动嘴巴不能动手的部门？

　　果然，后面桑虞渐渐探出一些理念，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御史府可以转变成为一个转诸审判和定刑的部门，通俗说法就是转变成为一个法院，中枢这个自然是最高法院，然后各州郡的下属部门则转化为地方法院。

　　那一刻刘彦其实是无比的吃惊，他很确定自己根本没有向桑虞谈及过类似的话题，可桑虞就把经过数千年酝酿和改革的“成果”给搬了出来。

　　刘彦确认自己没有理解错误，桑虞的说法可能有些不同，理念上却与后世的法院一样，可不是到了两宋或是明的那种“中央断定天下重犯刑名”，就是法院只管依照律法和取证、罪行进行宣判。

　　“王上，或许应当将廷尉请来。”纪昌听出了事情的严重性，那已经不是小小的改革，是关乎到了国家的体制。

　　桑虞还没有讲到廷尉署方面，对于纪昌的敏感只是看了一眼。

　　廷尉署在地方其实是没有下属部门，仅是属于中枢的执法机关，地方上的衙门也不是隶属御史府，各州、郡、县的衙门实际上是隶属丞相府，然后是军方也有自己的律法机构，所以说能够管得上律法的部门真的不要太多。

　　君臣三人暂时将话题扯开，想要深谈自然是要等待庾翼到来之后。

　　庾翼下朝也没什么耽搁直接回家，他目前最在意的是在南方的入侵，由庾氏主导的队伍已经正式杀入林邑国境之内，进展和收获上面颇丰。

　　在西南半岛入侵的武装已经划分，军方依然是将重心放在对粮食的掠夺上面，各家族却是什么都抢。家族武装不同于军方的是，一边劫掠和占领土地，另一边发了疯似得探勘资源，每发现什么资源立刻上报。

　　各家族上报其实也是迫于无奈，藏着掖着要是被别人上报，那官方的记录里只会是属于上报所属家族。而官府记载属于谁，谁就有多少年限的所有权。

　　林邑国对于被大举入侵是一种懵逼的状态，他们前一刻还以为东晋小朝廷完蛋了，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攻夺无力顾忌的东晋小朝廷疆土。然后是林邑的入侵还没有开始准备，下一刻汉军到来开始入侵。

　　“林邑国王已经派出使臣，一路走内陆，另一路走沿海，已经在来襄国的路上。”庾条是庾翼的兄长，但他的名气比起诸多兄弟很是不如。他略略皱眉地说：“若是林邑使臣来称臣朝贡，西南局面可会出现变化？”

　　庾翼立刻就笑了，说道：“西南局面为王上钦定。”

　　好像刘彦也从没有掩饰自己的民族态度，一开始就摆明汉民族至上，虽说这种至上不是完全排斥异族，可由汉人主导融合是不变的。他对胡人或许还感到重视，对蛮与夷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蔑视态度，很不幸的是不管林邑还是扶南都属于“蛮”的一部分。

　　“也是……”庾条还不太适应汉国的国情，感概道：“大汉虽有藩属，却不重视。”

　　想当初的东晋小朝廷，因为得位不正外加国家堪忧，对任何一个藩属国都恨不得当祖宗来对待，完全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庾条对比汉国之后才会有那样的感慨。

　　两兄弟谈事情谈到一半，家老急匆匆来汇报，说是秘书郎荀羡前来。

　　庾翼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见了荀羡也仅是得知君王召唤，他当然是答应召唤，却不是与荀羡一块前往。

　　“没有听说发生什么大事，王上怎么会派人召唤？”庾条想到了什么似得，说：“莫不是北伐战局有变，或是南方……”

　　庾翼不知道的前提下无法回答，想的却与庾条差不多，不敢耽搁赶紧更衣。

　　等待庾翼入宫之后，见到刘彦、纪昌、桑虞三人皆在，没有看到军方武将。没有武将那就不是北伐出现变局，他那一颗提起来的心稍微放下，却又想到是不是南方有变又重新提了起来。

　　对于西南半岛被划为各家族攻掠区域朝中不是没有反对意见，只能说是反对意见很少，但官场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事情，前一刻尽占上风，下一刻满盘皆输，类似的例子简直多不胜数。

　　庾翼到来之后没有贸贸然开口，稍微听了一小会总算是回过味来，不是北方战线和南方半岛的事，但事情却比前两样要严重千万倍。

　　“针对律法相关进行改革？”庾翼其实是理解为一种变法，还是能够影响千秋万代的变法，既是愕然也是愣神，反应过来之后用着万分诡异的目光看向桑虞：“体制事关国家，御使大夫此次变法因何而起？”

　　如果说包括刘彦在内那一批崛起于微末的人算是锐进派，还是那种根本不管什么旧例和惯例的激进派，汉国其实并不缺乏一些保守派。

　　激进派和保守派不一定有对错，只是对待事物态度上的不同，庾翼直接问桑虞想要变法的原因，桑虞总不能说是围了挽回君王信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