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宗师是墨子，名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出身贫寒，少年时学过木匠，后入儒家。

　　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他却又对儒家的学说产生不满。

　　认为儒家提倡的礼教过于繁琐，既不适合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对改善当时天下混乱的现实状况也起不了有效作用。

　　于是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创立“墨派”，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战国时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政治家。

　　墨家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分为十个方面：

　　“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墨子·鲁问》篇中，墨子向弟子魏越解释说：

　　“对昏乱的国君，便对他讲《尚贤》、《尚同》，对残暴好战的，就讲《兼爱》、《非攻》；

　　在贫穷的国家里，要同他们讨论《节用》、《节藏》；

　　对放肆无忌、淫僻无礼的，讲《天志》、《明鬼》；

　　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吃喝玩乐的愚昧之君，则讲《非乐》、《非命》……”

　　可见墨家的理论都是切合实际，对症下药的“理世”。

　　而且，他们的这些理论，也严格的体现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中。

　　墨家学派的人大多出身平民和小生产者，过着简朴的生活，住的是低矮土屋，所谓：

　　“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

　　吃的是粗粮，甚至用豆类的叶子做汤，使用的也都是陶碗瓦器；夏天穿粗麻织的衣衫，冬天则披鹿皮短袄；

　　家中人死，只用三寸厚的木板做个简陋的棺材装殓，仪式也很简单“举音不尽其哀”……

　　这些都是《节用》、《节葬》的具体实践。

　　尽管儒家认为如此“尊卑无别”、“俭而难遵”，却也不能不承认，“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太史公的评价是：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墨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师徒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虽门众遍布天下，但各国、各地都有组织、有领导，逐级服从并接受最高首领“巨子”的统一指挥。

　　他们必须全心全力推行十条“政纲”，行不通时做官者宁可辞职。

　　对违反“政纲”者，轻则除名，重则处死，法纪森严，但墨家徒众从上到下大多能自觉遵守。

　　此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有位名叫“腹黄亨（黄亨（tun）”的巨子西游至秦国，因为很有名望，受到秦惠王的尊重优待。

　　他的儿子在外斗殴伤人，秦王也许是想拉拢他便要曲法赦免：

　　“先生老矣，且惟一子……”

　　腹黄亨却坚决不同意：

　　“墨者之戒：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法虽免，墨戒不可废！”

　　说完，命令弟子把儿子杀死，传首于秦王，秦王大惊咋舌……

　　墨家的主张与下层劳动人民最接近，也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特别受他们的拥护，加入非常多。

　　当时曾一度成为超过儒家的学派，具有相当广泛的号召力。

　　只是他们遵守“兼爱、非攻”原则，决不去威胁、推翻任何政权，所以墨家团体始终没有、也不想成为一个建立自己政权的组织。

　　儒家提倡“仁爱”，墨家的核心思想则是“兼爱”。

　　二者的根本在于：

　　“仁爱”是从自己出发，首先爱己之身，然后推及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朋友……逐层扩散，

　　这样就难免要分“远近、亲疏”。

　　而“兼爱”则提倡“爱”天下所有的人，希望“人”都能“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如此人人互爱，人人互帮，天下必太平，人间也就变天堂。

　　愿望是美好的，实现却很难，所以他们为了“爱”也不排除用武力去匡扶正义。

　　墨家从墨翟到任何弟子，只要听说哪个国家乃至哪个人遇到危难，往往是“席不暇暖”，立即赶去救援。

　　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自己却不从中求取任何名利，功成身退，甘当无名英雄，继续过“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

　　可以说，战国以后的许多“侠义”都是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

　　韩非就直接称墨家为“侠”，不过他并不推崇“侠”，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有背“法家”之道。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尽管他们为了“济世救民”东奔西走，活动在各个层次，可惜，大多数人是在社会的底层“行道”。

　　而且他们甘当无名英雄，于是就默默地淹没于历史之中。

　　由于文字记载的很少，就连“太史公”也只颂扬了几句，却没在《史记》中给墨家留下一页位置。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仅是零散见于一些书中的议论。

　　但是，从当时以及后来那些昭彰“侠义”的人们，如信陵君、孟尝君、冯谖、侯嬴、朱亥和隐于邯郸井市的薛、毛二公等人身上，不也能看到“墨家”的风范吗？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分化、大动荡的年代。

　　“天子”的“王道”已经失去保障太平安定的功效，社会乱成一团。

　　为了抢地盘、争霸权，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此伏彼起，甚至臣与君也打。

　　周天子在与郑国作战时，肩上就挨了一箭；

　　一国之内，各派系势力间、各大家族之间，乃至家族内，为了争权夺利，也是斗个不休。

　　“内乱”最多的是卫国，从鲁隐公到鲁衰公二百余年的记载中，兄弟相残、父子成仇的悲剧就连绵不断。

　　最可哀的是，卫宣公的太子伋与弟弟子寿，卫宣公与夫人夷姜恩恩爱爱时，立她生的儿子伋为太子，日后由伋继承君位。

　　伋长大成人后，卫宣公为他订婚于齐。

　　但新媳妇娶进门，却因为生得太漂亮而被老公爹看上了，便令人把花轿抬进新台，由自己代替儿子入了洞房，并废掉年老色衰的夷姜，立齐女为夫人。

　　这就是史书中所称的“新台之丑”。

　　齐夫人生了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

　　公子朔很欣赏“国君”这个职位，但按规定“立长不立幼”，伋已成为将来即位的太子。

　　子朔是老三，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他，为了清除这个障碍，就串通母亲在宣公面前进谗言陷害太子伋。

　　宣公本来就因为夺了儿子的老婆而心中有鬼，总认为儿子必定怨恨自己，再加上娇妻宠儿不断挑唆，便生杀机。

　　可惜太子伋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找不到杀害他的理由，公子朔便设下一计。

　　他派太子伋持白旄节出使齐国，暗中安排强盗埋伏在淇河边，以船上持白旄节者为目标进行袭击。

　　不料，这个计划被公子寿听到了。

　　他与公子朔虽是一母所生，却是两幅心肝，与太子伋一直都关系友好，而且二人秉性谦厚。

　　于是以饯行为名灌醉了太子伋，又留下一封信说明原由，劝他快逃，自己则持白旄节坐船赴齐，结果自然是替哥哥送了性命。

　　太子伋醒来后，见信大惊，连鞋都顾不得穿就驾车飞驰去救弟弟。

　　可惜赶到现场时子寿已血溅船头，太子伋抚尸大哭，告诉强盗：

　　“你们杀错了！该死的是我！”

　　强盗们倒挺讲良心：

　　“我们只要杀掉持白旄节的，就算完成任务，没你的事儿了！走吧。”

　　太子伋却不走：

　　“君要我死，我若逃避是不忠；

　　我为了解释出逃的原因而揭露父亲的丑行，是不孝；

　　弟为我死，我若独生，是不义；

　　明知尔等错杀回去没法交代，却不给你们纠正的机会，是不信。

　　做一个不忠、不孝、不义、不信之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必须死！”

　　强盗一想，他的话也有道理，便拔出剑来笑道：

　　“再给你补充一条：本已躲过此难，却偏要来送死，是不智！成全你吧！”

　　卫宣公见一下子死掉两个儿子，又急又痛，心脏病突发，当时昏倒，不治身亡。

　　公子朔原打算以后再想办法除掉二哥，想不到这回竟是一箭三雕，乐得直蹦跳，立马登上卫君的宝座，便是卫惠公。

　　卫国人对兄弟二人的哀婉，作《白旄》之歌以致哀，大意是：

　　“白旄，白旄，多么洁白啊！竟帮助坏人，成为指引他们罪恶的目标！

　　子寿，子寿，多么友爱啊！用热血染红淇河，用自己的死，去代替哥哥！

　　子伋，子伋，实可怜也！不肯舍弃弟弟情义，不惜以身相随。

　　在地枝叶相连，在天比翼双飞，愿他俩今生来世，永远是兄弟！

　　苍天，苍天，你要公正执法，让作恶的奸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应该承认，这对难兄难弟的行为无论是否得当，他们的精神实在难得可贵。

　　不但在当时少有，现代化的今天更是罕见。

　　干了这么多坏事，子朔竟得善终，可见“苍天”有时也疏于公正执法，让某些“鱼”从“天网”中漏出。

　　但他的后代子孙却如同被钉在“耻辱柱”上的鬼魂，一代代重复着相互残杀的怪圈。

　　（西方“鬼话”故事：

　　一条船上的水手杀害了一位“有道”的苦行僧，因而受到诅咒，精神失常，相互残杀，全部惨死。

　　为首的被部下钉在船的桅杆上。

　　每到夜半，这些鬼魂便又复活，重演一次你砍我刺的那种痛苦哀嚎的惨剧，直到天明，便重卧倒在甲板，回到僵尸的状态……）

　　卫国历史上，最可恶的是蒯聩与辄这一对父子争位的闹剧：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美而淫荡，且心如蛇蝎，常常借色害人。

　　就连孔老夫子都因会见她而被子路怀疑，差点闹得师徒俩反目成仇。

　　急的老头子指天发狠誓才获得子路信任。

　　太子蒯聩感到她对自己的威胁，恐遭不测，就和自己的贴身侍卫戏阳遬商量在朝见时行刺。

　　戏阳遬当时倒是义愤填膺，拍着胸脯保证要“誓死保卫太子！”蒯聩大喜，也保证事成后重赏。

　　不料，在关键时刻戏阳遬草鸡了，蒯聩几次以目示意，他却装傻充愣，不肯动手，以至被南子看出破绽，大呼：

　　“太子要杀我！”

　　大批侍卫赶到，戏阳遬竟跪下自首请罪，灵公大怒，喝令拿下！

　　蒯聩只得拔剑乱舞，冲出卫兵的包围圈，逃到晋国去寻求政治庇护。

　　想不到的是蒯聩的儿子，太孙辄对南子却非常恭敬，每当见面，一口一个奶奶叫得让人心里痒酥酥的。

　　别看这小子比南子小不了几岁，对南子比对他亲妈还要亲，所以“祖孙俩”的关系竟是亲密无间。

　　卫灵公一死，南子大权在握，认为辄忠心耿耿，非常可靠，便决定让辄即位，是为“出公”。

　　听到父亲已死，儿子即位的消息后，蒯聩非常高兴，以为“亲儿子”总得先让“亲老子”过足国君瘾，便以“奔丧”的名义回国。

　　然而听到这个消息，卫君辄却下令紧闭城门，城头上的军兵也箭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拒绝蒯聩入城。

　　原来，他之所以向南子阿谀献媚、拼命巴结，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真心讨好南子以便获得即位权。

　　如果接纳父亲，势必就得让位，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坐到屁股底下的宝座，他怎能舍得离开？

　　蒯聩一看不让进，急了，仰起脸责问辄：

　　“我是你亲生父亲，竟然如此待我！你还是个人吗？”

　　辄振振有词：

　　“你无父无母在先，我当然可以不承认你这个父亲，不是人也是跟你学的！”

　　蒯聩被噎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送他来的晋国人听着这话不是滋味儿，朝城射了一箭，却招来一阵箭雨。

　　随之城门大开，冲出一支兵马，杀奔过来，蒯聩这边人少抵挡不了，只得狼狈而逃……

　　从此父子两个各寻靠山，你打我跑，我赶你走斗了十几年……

　　卫慎公的头脑比较清醒，觉得代代相传为争君权而骨肉相残混乱不息，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

　　恰好听说墨子到卫国来办事，便向老先生请教，怎样才能制止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墨子当然了解卫国的动乱史，非常感慨：

　　“要想由乱而治，就得先找出‘乱’的根源。

　　卫国之乱起自兄弟、父子、君臣不相爱，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互相杀害，自然就要争斗不休。

　　其实，何止卫国？

　　当今天下之乱，也莫不由‘不相爱’而引起。

　　盗贼只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就去偷、抢别人的财物以利己；

　　大夫们为争自己的权势，就打击同僚甚至危害国君；

　　诸侯们都想扩展自己的领土和财富，又怎能不发动战争？

　　总之，大家都在为利己而损害别人，就必然引发动乱；

　　反过来，如果人人都能把别人的身体视为自己的身体，爱人之身如爱己身，把别人的家视为自己的家，爱人之家如爱己家；

　　爱人之国，如爱己国；一切行为都既利己也利人，还能产生不忠不义、不慈不孝、不友不悌，相攻相害的‘乱’吗？

　　所以我们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则不仅卫国，令天下也都会由乱而治……”

　　听了老先生的这番道理，果然令人一扫阴翳，感到神清气爽，心胸开阔。

　　卫慎公不禁大喜，就请墨子留在卫国讲学，从上到下，从理论到实践贯彻“兼爱”精神。